传承推广书院文化的实践探索——从“中国古代书院文化展”谈起

摘要

书院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教育理念、学术精神与人文价值。新阅读在当代语境下，如何实现书院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已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领域的重要课题。本文以2025年国家图书馆“中国古代书院文化展”为核心案例，结合全国书院文化遗产普查数据与多地书院活化实践，系统梳理书院文化的多重价值，深入分析当前传承推广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并提出以“叙事重构—空间再造—数字赋能—教育活化”为框架的系统性实践路径。研究认为，书院文化的当代传承不能止步于建筑修缮与文物陈列，而需在深入理解其精神内核的基础上，探索与当代社会需求相契合的转化机制，实现从“文化遗存”到“活态精神”的价值跃升。

关键词：书院文化；文化遗产；传承推广；文化展览；活态传承

 一、引言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和学术机构，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元，延续至清末，千余年间承载了知识传授、学术研究、典籍收藏、人格教化等多重功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才培养与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统计，全国现存历代书院遗址共计1578处，分布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一数字背后，是一个亟待激活的巨大文化资源库。

然而，长期以来，书院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多停留在物质层面的修缮和维护，对其精神价值的挖掘与当代转化则相对薄弱。多数书院遗址面临“有建筑无功能、有历史无叙事、有空间无体验”的困境，公众对书院文化的认知往往局限于“古代学校”的单一印象，其丰富的人文内涵未能得到有效传播。

2025年9月至2026年3月，国家图书馆主办的“中国古代书院文化展”提供了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典型案例。该展览以文献典籍为核心资源，结合多媒体技术与体验式设计，构建了一个兼具学术深度与公众吸引力的书院文化展示空间。本文试图以此展览为切入点，结合全国书院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整体图景，探讨传承推广书院文化的有效路径。

 二、书院文化的多重维度与当代价值

书院文化遗产的内涵绝不止于建筑形态与历史沿革，它是一个由空间实体、文献典籍、学术思想、教育理念与生活记忆共同构成的复合文化系统。理解这一系统的多重维度，是探讨传承推广路径的认识论前提。

从空间维度看，书院建筑群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人文空间格局。以岳麓书院为例，其“前院后堂、东西两斋”的布局，不仅体现了传统建筑美学，更暗含了“教学—生活—祭祀—游憩”功能一体化的空间哲学[2]。讲堂居中象征着知识传授的核心地位，藏书楼(御书楼)居后代表着文化积淀的厚重，文庙祠宇侧立彰显着道统传承的庄严，园林池沼穿插其间则寄托着人格修养的自然意趣。这种空间格局所承载的，是一种将求知、修身、生活融为一体的文化理想。

从文献维度看，书院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典籍生产、收藏与传播中心。据统计，宋代全国书院藏书总量估算在百万卷以上，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等大型书院的藏书规模不亚于当时的官方藏书机构[3]。书院刻书事业同样繁盛，其出版的经史子集、地方文献与学术著作，在版本学、校勘学上具有重要价值。更重要的是，书院藏书与刻书所体现的文化共享精神——以学术传播为目的，不以营利为取向——在商业逻辑日益主导文化生产的今天，尤具反思意义。

从教育维度看，书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理念与方法论。朱熹手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确立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之目，以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学之序，构建了一个德性与知识并重、个人与社会贯通的教育体系[4]。书院教育强调“问难论辩”的教学方法，倡导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注重“自学—质疑—讨论—体悟”的学习过程，这些理念在当代教育面临工具化、功利化挑战的背景下，显现出独特的启示价值。

从社会维度看，书院还承担着化民成俗的文化传播功能。许多书院定期举办“讲会”，邀请不同学派的学者公开论辩，乡绅士庶均可参与旁听。明代东林书院“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对联，即生动反映了书院与社会生活紧密关联的品格。这种“学术公共空间”的属性，使书院成为区域社会的文化高地，对基层社会的价值塑造与知识普及产生了深远影响[5]。

书院文化的当代价值正蕴藏于上述多重维度之中。它不仅是建筑遗产，更是一种“全人教育”理念的物质载体；不仅是历史记忆，更是一种“学以成人”文化理想的活态样本；不仅属于过去，更可能为当代社会面临的教育异化、文化碎片化、精神价值缺失等问题提供反思资源。

 三、传承推广的实践探索：以“中国古代书院文化展”为中心

 3.1 展览概况与主题架构

“中国古代书院文化展”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主办，展期为2025年9月至2026年3月，展厅面积约1200平方米。展览以“千载文脉——中国古代书院的遗产与启示”为主题，分设“千年沿革”“学规师道”“典籍传承”“书院与地域”“书院与当代”五个单元，共展出古籍善本、碑帖拓片、书院文物等展品280余件(组)，其中包含国家图书馆藏宋元刻本《白鹿洞书院志》《岳麓书院志》等珍贵文献[6]。

从展览的主题架构来看，教育教学论坛策展方明显试图突破传统文物展览的“器物陈列”模式，而以“问题意识”统领全局。五个单元分别对应时间维度(历史沿革)、制度维度(教育理念)、载体维度(文献典籍)、空间维度(地域分布)和现实维度(当代启示)，形成了一个立体的书院文化认知框架。这种架构本身即是对书院文化“碎片化传播”现状的一种纠偏——它试图在公众认知中重建一个完整、有机的书院文化形象。

 3.2 展览中的叙事策略与体验设计

该展览在叙事策略上最具启发性的探索，在于其对“书院空间”的复原与再造。策展方在展厅中部搭建了一个以江西白鹿洞书院为原型的场景复原区，包括讲堂、斋舍和泮池的局部再现，并设置仿古课桌椅，允许参观者入座体验。这一设计看似简单，实则转化了博物馆展览中“观看”与“被观看”的权力关系——参观者从站在玻璃柜外的“观看者”，变为置身书院空间中的“体验者”。据展览现场观察记录，该区域平均驻留时间达到每人11.7分钟，远高于展品陈列区的每人4.2分钟。

在文献展陈方面，展览充分利用了国家图书馆的典籍资源优势。展出的明万历刻本《白鹿洞书院志》中关于“洞学十戒”的记载、清康熙年间岳麓书院《学规》手抄本等珍贵文献，为观众提供了接触原始材料的机会。同时，策展方将晦涩的文言学规转化为简明图表，将书院生徒的日记、课艺等生活化文献独立展出，使观众得以窥见古代书院中具体而微的学习生活场景。这种“文献+阐释+场景”的三位一体展陈模式，在学术严谨性与公众可接受性之间找到了较好的平衡点。

值得注意的是，展览在第五单元“书院与当代”中设置了互动讨论区，鼓励观众就“书院精神在当代是否还有价值”“传统教育理念能给我们什么启示”等议题写下自己的思考。据统计，展期内共收集观众留言3721条，其中持正面态度者占67.8%，持审慎怀疑态度者占22.3%，持否定态度者占9.9%。这些留言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公众对书院文化的基本认知态度：大部分人认可其文化价值，但也有相当比例的声音质疑其在当代的实用性。

 3.3 展览的突破与局限

“中国古代书院文化展”作为一次高规格的文化展示活动，其价值不仅在于展品本身，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观察书院文化当代传播困境与可能的窗口。

就其突破性而言，展览至少在三个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一是突破了“就书院论书院”的狭隘视野，将书院置于中国思想史、教育史和地域文化发展的宏观脉络中加以呈现；二是突破了“重建筑轻精神”的传统保护思路，将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学规、讲会传统、书院精神)并置展示；三是突破了“我说你听”的单向传播模式，通过空间体验和互动设计尝试建立观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情感连接。

然而，展览也存在明显的局限。首先，由于展览地点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其观众群体主要局限于京津冀地区及来京游客，对书院遗址分布密集的江西、湖南、福建等南方省份的在地人群覆盖不足。其次，展览虽在展期内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展期结束后的文化效应如何延续仍缺乏系统规划——这实际上是国内多数文化展览面临的共性问题。第三，展览对书院文化当代转化的探讨仍以“启示”和“借鉴”为主，对如何在当代社会重建书院的功能性存在涉及较少，多少有些“述而不作”的遗憾。

 四、拓展路径：书院文化传承推广的系统构建

“中国古代书院文化展”的实践提供了一个高起点的文化展示样本，但书院文化的传承推广不能止步于展厅之内。要真正实现书院文化的活态传承，需要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探索多元路径。

 4.1 叙事重构：从历史叙述到价值连接

书院文化传播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让当代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遥远的历史产生意义共鸣。传统的展览解说词和历史教材中的书院叙述，多侧重于沿革梳理和制度描述，在“是什么”上用力甚多，在“与我何干”上着力不够。然而，文化遗产的当代生命力恰恰取决于后者。

叙事重构的核心，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挖掘书院文化中与当代生活具有对话关系的议题。例如，书院教育中的师生问难传统，可以与前教育“师生关系淡漠化”的现实形成对照；书院强调的“为己之学”——学习是为了人格完善而非功利目的——可以与当代社会的“内卷”困境展开对话；书院的“讲会”制度作为古代的公共学术空间，可以为思考当代知识传播的公共性问题提供参照。将书院文化从一个“过去的故事”转化为一个“关于现在的对话”，是叙事重构的基本方向。

“中国古代书院文化展”在第五单元的议题设置上已体现出这种努力，但受限于展览形式，这种对话的深度和延续性仍有提升空间。更有效的做法可能是在展览之外建立常态化的书院文化沙龙、读书会或线上讨论社区，使这种对话从展览期间延伸到日常生活中。

 4.2 空间再造：从遗址保护到功能激活

全国1578处书院遗址中，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4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00余处，但大多数书院遗址的保护状况和利用水平参差不齐[8]。空间再造的核心命题是：除了作为文物保护单位接受参观，书院遗址还能发挥什么当代功能？

在这方面，部分先行者的实践提供了启示。湖南岳麓书院依托湖南大学，延续了其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千年传统，形成了“文物保护区+现代教学区”的双重格局，每年接待访学、研修人员超过3000人次[9]。江西鹅湖书院恢复了“鹅湖会讲”传统，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和青年学者工作坊，使这一历史文化地标重新成为学术交流的场所。这些案例表明，书院空间的当代再造需要因地制宜，但有一个共同原则：激活书院的“功能性”，使其从“被观看的遗产”转变为“被使用的生活空间”。

这种功能激活可以沿着多个方向展开：在文化遗产保护较为完好的书院中建立研学基地，开展传统文化体验教育；在书院遗址所在地的社区中，利用书院空间举办社区读书会、道德讲堂和文化沙龙；在条件适合的书院中设立艺术家驻留计划或文化创意孵化空间。核心在于认识到书院的本质属性不是“建筑”，而是“场所”——一个承载特定文化功能的空间。当代空间再造的目标，就是为这些历史空间注入与当代需求匹配的新功能。

 4.3 数字赋能：从记录存档到参与共创

数字化技术为书院文化的传承推广开辟了新的可能空间。当前，书院文化的数字化工作主要集中在记录存档层面——三维扫描、高清影像采集、数据库建设等。这些工作是必要的基础性工程，但数字化的潜力远不止于此。

更具想象空间的是利用数字技术重构书院文化的体验方式和参与机制。例如，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复原已经消失的著名书院(如宋代应天府书院)，使公众能够“走进”历史空间；开发书院文化主题的交互式叙事游戏，让用户在模拟的书院生活中理解其教育理念与文化逻辑；建立书院文献的数字人文平台，使研究者与爱好者能够共同参与书院文献的整理、标注与阐释。

值得关注的是，数字技术还可以有效解决书院文化传播中的“在地性”困境。对于无法亲临书院遗址或特展现场的公众，高质量的数字展览和虚拟导览可以大幅降低参与门槛。“中国古代书院文化展”在展览期间同步推出了线上虚拟展厅，据馆方统计，线上访问量累计达到47.6万次，是线下参观人数(约6.2万人次)的7.7倍[6]。这一数据充分说明数字化手段在扩大文化传播覆盖面方面的巨大潜力。

 4.4 教育活化：从知识传授到人格涵育

书院最本质的功能是教育功能，因此，书院文化的传承推广最终要回到教育实践中去检验。但这里的“教育”不是将书院文化作为知识点纳入课程体系——那只是知识传承的最浅层，真正的教育活化是让书院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在当代教育场景中获得新生。

在教育活化方面，部分高校和中小学已经开始了探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学生社团中出现了以“书院”命名的传统文化研习组织；上海等地的一些中小学尝试在课后服务中引入书院式的经典阅读和讨论课程；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将书院文化研学纳入综合实践课程，组织学生进入书院遗址开展体验式学习。这些实践虽然规模有限，但指向了一个重要方向：书院文化的教育活化不只是关于“书院”的教育，而是用“书院的方式”进行的教育——即注重自主研习、注重师生对话、注重人格涵育、注重知行合一的教育方式。

更进一步，是否可以探索在当代社会中重建具有书院精神的新型教育空间？近年来在民间出现的部分书院复兴尝试——如北京“四海孔子书院”、武夷山“武夷书院”等——虽然在规模、规范性和可持续性上存在争议，但其出现本身反映了社会对主流教育模式之外的选择性需求。如何对这些民间探索进行学理审视和规范引导，是书院文化教育活化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前沿问题。

 五、结语

书院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当代传承既是一项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更是一场关于“如何让传统活在当下”的文化实践探索。“中国古代书院文化展”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它说明高质量的文化展示能够在学术深度与公众传播之间找到结合点，能够在历史呈现与当代对话之间建立桥梁。

但展览只是一个起点。书院文化的真正传承，不可能仅靠几次高水平的展览或几本精美的画册来完成。它需要在叙事层面实现价值重构，在空间层面完成功能激活，在技术层面借助数字赋能，在教育层面探索活态传承。这四个维度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相互支撑、协同推进的关系。叙事重构提供价值指引，空间再造提供物质载体，数字赋能提供技术支撑，教育活化提供实践场域——四者共同构成书院文化当代传承推广的系统性路径。

展望未来，书院文化的传承推广还面临一系列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如何在文旅融合的浪潮中避免书院文化遗产的过度商业化？如何在民间书院复兴的热潮中建立必要的质量标准和规范体系？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讲好书院文化的“中国故事”并实现跨文化对话？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更多学界同仁的持续关注与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1] 国家文物局.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报告[R].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2: 347-352.

[2] 朱汉民. 岳麓书院史[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4: 78-85.

[3] 邓洪波. 中国书院藏书研究[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5: 132-158.

[4] 朱熹. 朱子全书(修订本)[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第24册, 3582-3585.

[5] 肖永明. 中国书院教育思想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205-230.

[6] 国家图书馆. “中国古代书院文化展”展览工作总结[R]. 北京: 国家图书馆内部资料, 2026: 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