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德思杂志网!
从事期刊服务十年行业深耕,专业杂志服务网站!

德思杂志网

德思杂志网

期刊服务网站、杂志服务平台

龚自珍诗歌的变革呼声与家国忧思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26-09-08 09:56:55
 龚自珍诗歌的变革呼声与家国忧思
 
 摘要
 
龚自珍(1792—1841)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被学术界公认为“近代文学的开山祖”。本文以其诗歌创作为中心,结合其经世致用的思想背景与“《春秋公羊》学”的理论根基,系统考察龚自珍诗歌中变革呼声与家国忧思的双重精神维度。研究表明,龚自珍的诗歌以“万马齐喑”概括清代中后期社会的沉闷现实,以“风雷”为象征呼唤摧枯拉朽的社会变革,以“不拘一格降人才”表达对制度革新的深切渴望,同时以“秋心”“剑气”“箫心”等意象群承载其深沉的末世忧思与孤寂情怀。龚诗将历史识见与抒情才能融会贯通,在“尊情”的诗学主张下以诗为史、以情为政,熔铸出“哀艳杂雄奇”的独特艺术风格。龚自珍的诗歌既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前夕的时代先声,也构成了中国诗歌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桥梁。
 
关键词:龚自珍;诗歌;变革思想;家国忧思;《己亥杂诗》
 
 
 1 引言
 
在中国文学从古典向近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龚自珍是一个不可绕过的关键人物。他生活在清代中后期阶级矛盾尖锐激烈、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社会危机愈来愈严重的时代。道光十九年(1839),他因不满朝政而愤然辞官南归;次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转折时期。龚自珍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凭着他敏锐的观察与敏捷的才思,以诗文为形式揭露社会矛盾、呼吁变法改图、反对外敌。
 
龚自珍诗歌的精神力量是惊人的。梁启超曾自述初读龚诗若“受电然”;半个多世纪后,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引用《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一诗,使这位百多年前的诗人获得了新的时代共鸣。柳亚子更是以“三百年来第一流”推许之。龚自珍的诗歌何以具有如此持久的感召力?其核心正在于诗中所蕴含的变革呼声与家国忧思——前者指向对现实的批判与对未来的呼唤,后者指向对民族命运与个体生命的深沉关怀。二者如剑与箫的两重音色,交织成龚诗独特的精神交响。
 
故事家所传承的民间叙事传统中,往往蕴含着底层民众对时代变迁的朴素感知与情感表达;龚自珍诗歌中那种从个体生命体验出发、直击时代症候的书写方式,与民间叙事中“以小见大”的精神传统形成了某种深层的呼应。太白文艺所秉持的“为时代发声、为人民书写”的文艺理念,在龚自珍“以诗为史、以情为政”的创作实践中早已获得了古典的印证。本文将从时代背景与思想根基、变革呼声的政治诉求、家国忧思的情感维度以及诗歌艺术的独特表现四个方面,对龚自珍诗歌的精神内涵进行系统探析。
 
 2 时代背景与思想根基:经世致用与公羊学
 
 2.1 “衰世”的清醒认知
 
龚自珍诗歌中变革呼声与家国忧思的生成,首先植根于他对所处时代本质的清醒认知。龚自珍自幼承家教,奠定厚实的朴学基础,但后来面对社会变迁,转而致力经世之务,认为文学必须有用,曾说“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在他看来,诗和史的功能一样,都应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
 
正是基于这种经世致用的立场,龚自珍对清王朝统治下的社会现实做出了“衰世”的精准判断。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他已经作诗宣扬末世论调:“秋心如海复如潮,惟有秋魂不可招”。《己亥杂诗》中“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慨叹,同样发出了王朝盛衰的重要预警信号。这种“衰世”意识并非杞人忧天式的无端焦虑,而是建立在对政治腐败、思想禁锢、民生凋敝等社会现实的系统观察之上。龚自珍用“万马齐喑”四个字形象地概括了那个时代的特征——没有生机,没有活力,一切都凝滞了,都像死一样的沉寂。
 
 2.2 公羊学的思想底色
 
龚自珍变革思想的哲学根基,来自今文经学尤其是“《春秋公羊》学”的深刻影响。28岁时,龚自珍拜今文经学家刘逢禄为师,以此为转折点,其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从而奠定了他以经学倡言社会改革的思想基础。公羊学派认为历史的偶然性优先于历史的必然性,制度实施优先于道德修养。作为章学诚反传统史学观念的追随者,龚自珍在公羊学派的主张者中看到了相似的精神。他对于经典作品的研读,引导他总结出自己正身处“衰世”,而“乱世”亦不远了。
 
龚自珍的《春秋公羊》学对“私”和“个人主义”的推扬,带有某些现代性因素。受公羊学的影响,其诗歌体现出叛逆传统的私人情感体验,具有一种“现代性欲望”。与此同时,龚自珍诗歌将自我主观欲望的现代想象性和传统儒家群体诗学的政教性并置、背离,反映了现代性的过渡特征。这种思想上的复杂性——既猛烈批判封建专制,又竭力维护之,甚至企图通过“自改革”来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构成了龚自珍诗歌内在张力的重要思想来源。他结合经史议政传统,发扬《公羊》的微言大义,预言社会危机并呼吁改革。“改革”“变法”的呼声,就这样从经学研究的缝隙中喊了出来。
 
 3 变革呼声:从“万马齐喑”到“不拘一格降人才”
 
 3.1 “风雷”意象与变革的召唤
 
龚自珍诗歌中最具震撼力的变革呼声,集中体现于《己亥杂诗》中那首传诵千古的绝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首诗以祈祷天神的口吻,呼唤着风雷般的变革,以打破清王朝束缚思想、扼杀人才造成的死气沉沉的局面。“风雷”是一个核心意象,象征轰轰烈烈的大变革。诗人深知前途与希望在于风雷飙发、人才蔚起,以强有力的变革使社会重获生机,因而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他用奇特的想象表现了他热烈的希望,期待着优秀杰出人物的涌现,期待着改革大势形成新的“风雷”、新的生机,一扫笼罩九州的沉闷和迟滞的局面。
 
龚自珍站在两种社会制度交替的边缘上,提出了激动人心的问题——时代的“风雷”在哪里?辈出的“人才”在哪里?这不是属于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属于整个时代的问题。龚自珍正是在“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中,以大无畏的勇气喊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的时代强音。1958年,毛泽东引用此诗时指出:“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相隔120年后,龚自珍的变革呼声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获得了生命力。
 
 3.2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制度批判
 
“不拘一格降人才”不仅是一句振奋人心的口号,更包含着对清代人才选拔制度的深刻批判。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反复表达了对人才的渴求与对压抑人才之制度的愤懑。他渴盼济世之才、呼唤社会改革。在他看来,国家的生机有赖于人才的涌现,而人才的涌现又有赖于制度的革新——打破“万马齐喑”局面的关键在于打破“一格”的束缚。
 
这种对人才的重视与对制度的批判,贯穿于龚自珍的整个诗歌创作。《己亥杂诗》中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同样表达了这样的精神意涵。诗人以“落红”自喻,表明自己虽然辞官,但仍会关心国家的命运,仍要做些于国于民有益的事。他托物言志,借花传情——对落花的怜惜中包含着对生生不息的信念,对化泥护花的钦赞中寄托着为变革事业鞠躬尽瘁的决心。这种“落红”精神,正是变革呼声的人格化呈现:即便个人从政治舞台上退场,依然要以另一种方式为国家的前途贡献力量。
 
太白文艺所倡导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时代发声的理念,在龚自珍这里获得了古典的先声——他以诗歌为武器,批判“万马齐喑”的沉闷现实,呼唤“风雷”般的变革力量,其诗歌因此成为“中国大变革前夕的社会生活的实录”。
 
 4 家国忧思:从“秋心”到“剑气箫心”
 
 4.1 “秋心”意象与末世忧思
 
如果说“风雷”与“人才”代表了龚自珍诗歌中向外迸发的变革力量,那么“秋心”与“箫心”则承载了他沉郁内敛的家国忧思。龚自珍的不少抒怀诗,充满奇才忧国伤时而不容于世的压抑感、孤寂感。“侧身天地本孤绝”,他在当时的社会里是孤立无援的。
 
《秋心三首》是这一精神维度的典型呈现。这三首诗写于道光六年(1824年),龚自珍以悲怆愤慨的心情,为亡友招魂,亦自伤沦落,写出了幻灭与希望,也写出了痛苦与执着。诗作感情起伏跌宕,风格沉郁顿挫。“秋心如海复如潮,惟有秋魂不可招”——秋心的汹涌澎湃与秋魂的不可招回,构成了诗人内心忧思的双重奏鸣。有学者指出,《秋心三首·其一》以“秋心”为眼,熔铸屈骚意象与时代忧思。诗中“海潮”喻心绪翻涌,“香草佩玉”承楚辞传统,展高洁之志;“西北剑”“东南箫”的时空对举,暗藏家国忧愤。这种将个人遭际与时代忧思熔铸一炉的书写方式,正是龚自珍家国忧思的独特表达——他个人的仕途困顿与好友离世的悲痛,最终都指向了“时代沉闷”这一更大的精神苦闷。
 
 4.2 “剑气”与“箫心”:忧思的双重音色
 
“剑气”与“箫心”是理解龚自珍家国忧思的两个关键词。龚自珍曾于《漫感》诗中吟咏道:“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他以“剑”与“箫”概括自己一生的精神追求——剑象征豪迈雄健的入世抱负与变革激情,箫象征哀婉深沉的忧思情怀与艺术敏感。二者看似对立,实则统一:正因为对国家命运有着深切的关怀(箫心),才催生出变革图强的迫切愿望(剑气);正因为变革的抱负屡遭挫折,才愈发激起深沉的忧思(箫心)。
 
龚自珍以此三种文学体裁抒写“剑气”和“箫心”,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他的诗歌雄放瑰丽、奇幻幽怨,呈现出“雄奇哀艳”的特征。“哀艳里包孕着雄奇”——忧国情怀的郁结,透过哀艳深情的排遣,为龚诗提供了一种情感的张力。龚自珍正是以雄奇之笔写哀怨之情,最能体现其“剑”、“箫”合一的美学品格。
 
 4.3 “情”与“史”的交融
 
龚自珍家国忧思的深层哲学基础,在于其“尊情”的诗学主张。与同时期的考证学派和礼仪论述不同,龚自珍认为“情”是人性精华所在。他更进一步地相信,声音及其文化构制,即语言,是情的直接表现,于是写道:“情孰为畅?畅于声音”。但龚自珍的“情”并非晚明性灵派的简单延续——他更视“情”为一种持续的政治和文化动力。在他看来,历史并非一种规定人类活动的超自然力量,历史显示出一种变化的复杂性,只在个体参与和成为体制形态时方才具有意义。他认为,只有那些具备侠骨之人,能够干预历史的进程;只有那些拥有柔肠之人,能够触碰历史的忧郁核心。
 
故事家所承载的民间叙事传统中,“情”与“史”的交融同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以个体命运的悲欢离合折射时代的风云变幻。龚自珍“情”与“史”并重的诗学观念,正是将这种民间叙事的智慧提升到了文人诗学的高度。他的诗歌创作将历史识见与抒情才能融会贯通,创造了一种将个人情感体验与历史洞察融为一体的文学形式。正因如此,龚自珍的诗歌既是个体生命的抒情,也是时代精神的记录——他唱出了民族存亡的忧虑,开启了一个时代“慷慨论天下事”的新文风。
 
 5 诗歌艺术的独特表现
 
 5.1 “哀艳杂雄奇”的艺术风格
 
龚自珍诗歌的艺术风格,可以用“哀艳杂雄奇”来概括。他的诗歌创作汲取了庄屈两家“名理孕异梦,秀句镌春心”之特色,将其熔铸消化,进而形成自己哀艳雄奇、迷离浪漫的独特魅力。他善于将骚体奇幻飘逸境界化入严谨庄重的七言律诗。
 
在诗歌意象的构建上,龚自珍偏爱孤绝美和萧瑟美;在诗歌画面的营造上,追求虚幻美和朦胧美;在诗歌结构的建立上,推崇离合美和跳跃美;在诗歌语言的运用上,偏好瑰丽美和夸张美。这种诗风是龚自珍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社会新旧交替时期独特的艺术风貌,使他的诗歌意象打破了“和谐”的古典美学原则。他的诗,句奇语重,张力十足,常常不温柔,往往不敦厚。在古典美学温柔敦厚的传统末端,龚自珍的诗是一个异数。
 
 5.2 意象的创新与象征体系的建构
 
龚自珍诗歌最突出的艺术贡献之一,在于意象的创新与象征体系的建构。他选取的物象往往不是荒诞奇异之物,却能形成奇瑰的艺术风格。他大量运用“美人香草”意象,形成了雄奇与哀艳、郁怒横霸和哀怨抑塞两种不同风格的统一。
 
“风雷”“落红”“秋心”“剑气”“箫心”——这些核心意象共同构成了龚自珍诗歌的象征体系。“风雷”象征摧枯拉朽的社会变革力量,“落红”象征虽退出政治舞台仍心系家国的奉献精神,“秋心”象征末世忧思与孤寂情怀,“剑气”与“箫心”则象征着豪迈的入世抱负与深沉的忧思情怀的双重统一。这一象征体系使龚自珍的诗歌在抒发个人情感的同时,承载了丰富的时代信息与政治寓意。
 
龚自珍诗歌的语言也极具特色——喜欢采用色彩鲜异的词藻,秾艳中渗透出凄美的悲剧意蕴。他在诗歌中布满“黄昏”“夜”之意象,使诗中充盈了浓黑与哀凉。这种对暗色调的偏嗜,与其“衰世”的历史判断形成了美学上的同构——黄昏与黑夜,正是“万马齐喑”时代的视觉对应。
 
 5.3 “以复古为创新”的诗学路径
 
龚自珍的诗歌创新走的是“以复古为创新”的路径。其个人在诗学方面的主观祈向,是超越明清甚至部分地超越唐宋,向汉魏六朝乃至诗骚的艺术精神回复。在这种艺术观念的指导下,龚氏在诗体、诗格、诗法方面都作出了创新。他大胆革新,走出了一条诗歌解放的道路。龚自珍的诗歌“开创了新一代诗风,唱出了新声。改变文坛旧貌,翻开了近代诗的新篇章”。从中国诗歌现代化的角度重新审视,龚自珍诗歌的艺术新质体现在语言、意象、形式、风格等方面的变化上。这些新质凸现出了龚自珍诗歌的艺术价值及其对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贡献。正因如此,龚自珍被学术界公认为“近代文学的开山祖”。
 
 6 结语
 
龚自珍的诗歌是中国文学从古典向近代转型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他以“万马齐喑”概括清代中后期社会的沉闷现实,以“风雷”象征摧枯拉朽的社会变革,以“不拘一格降人才”表达对制度革新的深切渴望,以“秋心”“剑气”“箫心”承载深沉的末世忧思与孤寂情怀。变革呼声与家国忧思——前者向外迸发,后者向内沉潜——共同构成了龚诗精神世界的双重维度。
 
龚自珍诗歌的变革呼声与家国忧思,并非彼此割裂的两个侧面。“风雷”的呼唤源于对“万马齐喑”现实的忧思,“秋心”的沉郁中蕴含着对变革的渴望。“剑气”与“箫心”的统一,正是这种辩证关系的形象说明。龚自珍正是以诗人敏锐的感受,适应历史发展需要,唱出了民族存亡的忧虑。他的诗歌激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不仅充满闪电似的思想光芒,而且呈现着饱满的艺术形象。龚自珍的诗歌创作实践表明,真正伟大的诗歌从来不是象牙塔中的孤芳自赏,而是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的精神发声。
 
从故事家所珍视的民间叙事传统到太白文艺所倡导的为时代而歌的文艺理念,龚自珍诗歌所体现的“以诗为史、以情为政”的创作精神,始终是中国文学中一种生生不息的宝贵传统。龚自珍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与独特的艺术魅力,被无数改革者、革命者引为座右铭。他的变革思想为后来的变法图强开了先声。在当代中国,重读龚自珍的诗歌,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一个在“衰世”中依然不失希望、在孤独中依然坚守信念的灵魂,用诗歌为民族的前途发出了最深沉也最激越的呼唤。
 
 
 参考文献
 
[1] 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 毛庆耆.论定庵诗的时代性[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
 
[3] 浅论龚自珍诗歌中的爱国主义[J].青年文学家,201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