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的困境审视与“汇流”路径
 
 摘要
 
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是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推动文化自信自强的关键命题。文学艺术周刊关注文化遗产活化与艺术创新的交叉议题，指出“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需要在守正与创新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电气传动自动化则从技术赋能视角出发，探讨“数字化工具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适配边界与人文温度”。然而，当前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面临三重结构性困境：在主体维度，“博物馆式”固态保护割裂了文化遗产与生活语境的有机联系，传承人队伍老龄化导致活态传承面临断层风险；在产业维度，同质化竞争、符号化开发与市场转化效能低下相互交织，文化资源丰度与产业转化效能之间形成显著落差；在技术维度，数字化应用存在技术霸权与人文价值失衡的风险，技术逻辑可能遮蔽文化的本真性。本文基于故宫文创、敦煌数字化、河南文化产业等实证数据，系统分析了上述困境的深层成因，并提出了“汇流”路径的框架构想——通过主体汇流、价值汇流与技术汇流的多维协同，推动文化遗产从“被保护的遗产”走向“被再创的生活”。研究认为，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的核心命题不在于“如何保存”，而在于“如何让文化在当代生活中重新生长”。
 
关键词：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文化传承；汇流路径；数智赋能
 
 
 一、引言
 
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的物质见证与精神载体。截至2025年，我国非遗资源总量近87万项，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总数居世界第一。2025年7月，“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0项世界遗产。然而，数量上的“遗产大国”并不意味着文化传承的自动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是“活态传承”——当文化遗产与当代人的生活失去联结，它便从“活文化”退化为“死遗产”。
 
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并非对文化内容的简单“翻新”，而是对文化基因的深层解码与现代表达——剥离附着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外在形式，提取其中跨越时空的核心理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然而，在具体的实践层面，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正面临着多重困境，亟需系统审视与路径重构。
 
 二、困境审视：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的三重裂痕
 
 2.1 主体困境：从“活态传承”到“博物馆化”
 
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在于其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联系。然而，当前文化遗产传承正面临“博物馆式”保护与“活态传承”之间的深刻断裂。非遗的核心是“活态传承”，传统非遗项目依赖家族式师徒传承，相对单一的传承渠道无法满足消费市场快速多变的潮流。
 
传承人年龄结构的严重老化是这一困境的直观写照。截至目前，文化和旅游部共认定6批共3997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传承队伍整体老龄化严重：国家级传承人平均年龄已达63岁，40岁以下传承人占比不足8%，约55%的传承人没有正式徒弟。聊城的田野调查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音乐传承人平均年龄61.4岁，手工艺人58.9岁，35岁以下从业者占比不足8%。真正掌握核心传统技艺的“活态传承人”正在快速减少，其消失速度远快于非遗项目数量的增长。以苏州缂丝技艺为例，全国掌握全套相关古法技艺者不足50人，平均年龄62岁。传承断层的直接后果是“有艺可传，无人可教”的窘境日益加剧。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文化遗产被“博物馆化”——从生活实践中抽离出来，成为展柜中的陈列品——其原有的文化意义便被悬置。这种割裂了文化实践与生活语境的保护方式，使文化遗产从“活着的传统”退化为“被观看的遗产”。非遗保护与传承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部分项目在市场适应性、传承机制和社会支持等方面仍面临突出挑战。
 
 2.2 产业困境：从“文化价值”到“符号消费”
 
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是创造性转化的重要路径，但当前的产业化实践普遍陷入“符号化”与“同质化”的陷阱。一方面，许多非遗项目还停留在“复制粘贴”阶段，同质化竞争严重；另一方面，在消费逻辑驱动下，文化遗产正面临被过度“符号化”和“商品化”的风险。非遗工坊产品同质化竞争、品牌附加值低、市场渠道狭窄等问题突出。
 
河南省的案例颇具代表性。2024年，全省文化资源丰度指数位列全国前五，但产业转化效能指数仅排第18位，显露出人文积淀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困境。安阳殷墟文创产品2024年销售额仅60万元，与成熟IP数以亿计的年销售额差距显著，文创产品开发仍停留在“符号复刻”层面。郑州文旅2024年门票占总收入的62%，文创产品不足15%。这种“门票经济”依赖症，暴露了文化产品场景化创新能力的系统性短板。
 
全国非遗工坊同样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全国1.1万家非遗工坊中，头部10%具备品牌化运营能力，年流水可达300万至3000万元；而尾部60%的小作坊几乎无法持续经营。市场的两极分化意味着大量中小型非遗项目正在失去自我造血的能力，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在产业层面呈现出“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2.3 技术困境：从“赋能工具”到“价值遮蔽”
 
数字技术本应是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的“赋能工具”，但在实践中，技术应用正面临从“赋能”走向“遮蔽”的风险。一方面，数字化采集面临数据匮乏、区域失衡、机构协作困难等问题；另一方面，AI等新技术在赋能过程中面临技术应用局限、文化表达失真、传播同质化以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边缘化等多重融合困境。
 
“技术霸权”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当技术成为文化遗产呈现的主导逻辑时，文化的本真性可能被技术的外壳所遮蔽。智能算法一方面通过数据整合、精准适配使传统文化以更鲜活、更普适的形态融入现代生活；另一方面，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叠加，也会产生内容失真。算法难以量化并推荐需要沉静品味和知识背景才能理解的“文化内涵”，它更倾向于那些直观、浅白、具有强感官刺激的表层符号。河南殷商文化遗产在数字化传播过程中，面临着数字叙事能力弱导致价值表达失真、以展品为中心的数字化互动难以加深数字记忆、IP文化符号缺失难以打造高识别度形象等不同困境。
 
 三、“汇流”路径：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的框架重构
 
面对上述三重困境，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需要超越“单点突破”的思维局限，构建“汇流”路径——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多重价值的融合与多种技术的适配，让文化遗产重新汇入当代生活的河流。
 
 3.1 主体汇流：从“传承人中心”到“多元共创”
 
破解“博物馆化”困境的关键，在于打破“传承人中心”的单一主体模式，构建“传承人+青年创客+公众参与”的多元共创生态。
 
青年群体的深度参与正在成为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新动力。敦煌研究院与全球科技团队合作，建成全球首个区块链数字文化遗产共享平台，吸引37国研究者共创共建。在山东菏泽，非遗工坊、绘画专业村被赋予研学、体验功能，村民从文化的“旁观者”变为“讲述者”和“受益者”。这种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转变，正是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关键——当文化遗产不再是少数传承人的“专属技艺”，而是公众可以参与、可以再创的“公共文化”，传承便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非遗IP+跨界融合”已成为激活文化价值的有效路径，推动非遗与影视、游戏、时尚等产业联动，将文化元素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产品形态。构建分层教育与活态传承体系以夯实认知根基，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内核深度嵌合以突破创新瓶颈，是主体汇流的重要方向。当越来越多的青年拿起数字工具、文化创意投身文化遗产的再创造，文化遗产便从“被保护的遗产”走向了“被再创的生活”。
 
 3.2 价值汇流：从“符号复刻”到“意义再生”
 
破解“符号消费”困境的核心，在于推动文化遗产的价值转化从“符号复刻”走向“意义再生”——不是把传统纹样“贴”在现代产品上，而是让传统的精神内核在现代生活中找到新的表达方式。
 
故宫文创的成功提供了经典范本。故宫文创2017年仅文创产品收入就达到15亿元，爆款口红卖出90多万套。十年间，故宫文创年收入从6亿元增长至15亿元以上。2025年故宫博物院文创产业年销售额达15亿元，开发产品超1万种。其成功密码在于“文化深度+设计反差感”的创造性组合——将宫廷元素与现代审美进行跨时空对话，使传统文化从“高不可攀”变为“触手可及”。故宫文创早已不是“景区纪念品”那么简单，它验证了“文化深度+设计反差感”这一创造性转化公式的有效性。
 
敦煌的实践同样具有启发性。敦煌文创已构建50余个系列、上万款产品的完整矩阵，2025年销售额突破3000万元。“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将莫高窟第285窟等经典洞窟以三维建模技术高精度还原；全球首部洞窟式沉浸体验剧《乐动敦煌》通过复原50余件敦煌古乐器，借助全息投影与3D威亚技术，让“反弹琵琶”“胡旋舞”从壁画中“飞”入现实。敦煌研究院已完成300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00个洞窟的图像拼接处理，45身彩塑的三维重建，形成超过500TB的数字化成果。“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了30个洞窟高清壁画图像和全景漫游节目共享，全球有78个国家访问资源库，访问量超过2000万次。敦煌的实践表明，价值汇流的本质不在于“复刻”文化符号，而在于激活文化基因——让传统精神在当代语境中获得新的表达与共鸣。
 
 3.3 技术汇流：从“技术中心”到“人文适配”
 
破解“技术遮蔽”困境的关键，在于实现从“技术中心”到“人文适配”的范式转换——技术不是目的，让文化被理解、被感知、被传承才是目的。
 
敦煌研究院的数字化实践展示了技术赋能的正确路径：经过30余年的探索，敦煌研究院形成了一整套从数据采集、加工到存储的关键技术和工作流程，为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永续传承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通过技术赋能实现敦煌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科学阐释与创新传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但技术“汇流”的深层要求在于：技术应当成为文化“翻译官”而非“替代者”——把传统文化的“语言”转化成当代人能看懂、喜欢的形式，而非用技术的外壳遮蔽文化的内核。
 
数智技术对文化遗产赋能的首要价值在于，通过高精度采集与数字化重构，将不可移动、极易损耗的物理实体转化为高保真、可无限次调用的“核心数字资产”，构建以受众共创为核心、跨媒介传播为纽带的新型文化生产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坚守文化原真性、强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主体地位，确保技术服务于文化而非消解文化。
 
 四、结语
 
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面临主体“博物馆化”、产业“符号化”、技术“遮蔽化”三重困境的叠加。这三重困境的深层根源在于同一个结构性矛盾：文化遗产正在从“活态的文化实践”蜕变为“被管理的文化资产”。破解这一矛盾的核心命题不在于“如何更好地保存”，而在于“如何让文化在当代生活中重新生长”。
 
“汇流”路径的提出，正是对这一命题的回应。主体汇流让文化遗产从“少数人的专属”走向“多数人的共创”；价值汇流让文化遗产从“符号的复刻”走向“意义的再生”；技术汇流让文化遗产从“技术的客体”走向“人文的主体”。三者并非各自独立的平行路径，而是相互支撑、层层递进的有机整体——主体汇流提供动力，价值汇流指明方向，技术汇流提供支撑，三者协同推动文化遗产重新汇入当代生活的洪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这一要求的深层意涵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将其封存于过去的琥珀之中，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使其在当代获得新的生命形态。《文学艺术周刊》所关注的“守正与创新的动态平衡”与《电气传动自动化》所探讨的“技术赋能的适配边界”，共同指向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的核心命题：当文化遗产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活水”，创造性转化才真正完成。
 
 
 参考文献
 
[1] 文化和旅游部. 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EB/OL]. (2025-03-17).
 
[2] 文化和旅游部. 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164号建议的答复[EB/OL]. (2025-12-18).
 
[3] 故宫博物院文创产业年度报告[R]. 2025.
 
[4] 敦煌研究院. 敦煌石窟数字化工作进展报告[R].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