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酣墨饱气自华——谌北新油画风景的中国精神
摘要
谌北新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油画家的杰出代表，其风景油画创作以“中国精神”为灵魂，在西方油画的形色语言中注入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深厚底蕴，开创了“小彩画、大写意”的独特风格。本文从谌北新的家学渊源与艺术历程出发，系统考察其油画风景中“中国精神”的多维呈现：在技法层面，他将印象派的光色语言与中国水墨的写意精神及草书笔意相融合，以“笔酣墨饱”的油画笔触实现了对“气韵生动”美学原则的当代表达；在审美层面，他以“须其自来，不以力构”的创作态度，追求“畅神”与“爽气”的人文理想，在客观自然与主观情感之间建立了“心与象神遇”的意象世界；在文化层面，他将中国古代画论的精神内核转化为油画创作的美学自觉，使风景油画从对西方绘画的追随走向具有本土文化风采的独立创造。谌北新的艺术实践为油画本土化、民族化提供了典范性的路径，证明了“中国精神”不仅是传统水墨的灵魂，同样可以成为油画艺术的根基。
关键词：谌北新；油画风景；中国精神；写意；油画民族化
一、引言
在中国现代油画的发展历程中，如何将源自西方的油画语言转化为具有中国气派的艺术表达，始终是几代油画家共同探索的核心命题。谌北新正是这一探索历程中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艺术家。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指出，谌北新在绘画上获得的成就，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和艺术品格在油画形色中的寄托，中国古代画论中所蕴含的'中国精神'是其风格的灵魂所在”。这一评价精准地揭示了谌北新艺术创作的根本特质——他不是在油画表面附加上中国元素，而是将中国精神的审美内核内化为油画语言的内在肌理，使风景油画获得了超越技法层面的文化品格。
谌北新（1932年生于北京，祖籍江西南昌），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195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在那个年代，他是第一个以风景油画作为毕业作品的学生，因此被称作“中国风景油画第一人”。此后数十年，他长期耕耘在西安美术学院，曾任油画系主任、陕西油画学会会长及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荣誉教授。2023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谌北新风景艺术展”，展出其各时期代表性风景油画97幅，作品跨越整整一个甲子。2016年，中国美术馆举办“须其自来——谌北新油画艺术展”，展出作品200余件。谌北新曾多次向国家捐赠作品，仅中国美术馆馆藏其油画即达42幅。这些展览与收藏数据不仅印证了他在中国油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为我们理解其艺术中“中国精神”的深刻内涵提供了丰富的文本依据。
艺术品鉴曾指出，谌北新的油画风景“将西方油画的色彩与中国传统绘画的画法及中国文化及传统审美主体精神、东方的审美精神结合得非常好”。
画廊则关注其作品中“中西交融和自家气质”的独特呈现。本文拟从家学渊源、写意精神、色彩语言与意象营造四个维度，系统阐释谌北新油画风景中“中国精神”的具体内涵与艺术表达。
二、书香世家的文脉滋养：中国精神的源头活水
谌北新油画风景中“中国精神”的生成，首先植根于其深厚的家学渊源。他生长于文化底蕴深厚的家庭，外祖父沈尹默及沈士远、沈兼士兄弟被誉为民初新文化运动的“三沈”，父亲谌亚达及其兄弟都是献身文化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这种“书香世家”的成长环境，使他自幼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中，形成了对“气韵生动”美学原则的天然亲近。
谌北新本人多次谈及童年经历对其艺术道路的深远影响：“我读着《醉翁亭记》《桃花源记》之类的东西在巴山、蜀水中度过童年”。中国传统文化中“遁世”“逍遥”“自在”思想的洗礼，潜移默化地渗透在他的风景油画作品之中。正是这种绵厚的传统文人素养，使他能够在西方油画的形色语言中敏锐地捕捉到与中国审美精神的契合点，从而走出了一条“读中国画论画油画”的独特艺术道路。
谌北新明确主张“学西画的人也要学习中国画论”，认为“各类绘画是相通的……中国画论不可不读”。他并非将中国画论作为外在的“理论装饰”，而是将其内化为审视自身创作的尺度与标准——在汲取西方油画技法的同时，始终以中国艺术精神对创作进行检视取舍。这种自觉的文化意识，使他的风景油画从一开始就超越了“模仿西方”的阶段，而进入了“以我为主、中西融通”的创造性转化。
三、“小彩画，大写意”：写意精神在油画中的转化
3.1 从“气韵生动”到油画笔触
“写意”是理解谌北新油画风景中“中国精神”的核心概念。他的画具有鲜明的写意特点，作品融合印象派色彩与中国水墨技法及草书笔意，形成了“小彩画，大写意”的独特风格。所谓“小彩画”，是指其作品尺幅往往不大，多取材于寻常景致；所谓“大写意”，则是指其艺术气魄的宏大——正如评论者所言，“大不是笔触的大，是气魄的大，胸怀是敞开来的”。
谌北新的油画不是线性的勾勒，而是以块面的铺陈和富有肌理的笔触来塑造形象。这种笔触语言的背后，是中国传统绘画“气韵生动”美学原则的深层渗透。中国古代画论所强调的“气”——一种贯通画面、赋予作品以生命力的精神能量——在他的油画中以另一种形态获得了表达：笔触的轻重缓急、色彩的浓淡干湿、块面的聚散开合，无不贯穿着一种“写”的节奏与“气”的流动。有学者指出，谌北新“不懈努力地将笔墨精神化作油画的笔触与色彩”，使油画获得了“更具有中国画大写意审美意趣的艺术风格与品质”。
3.2 草书笔意与油画的书写性
谌北新油画风景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将传统书法的笔意融入油画的表现语言。印象主义风景画、文人写意水墨和传统行草书法，是他酌取多年的三种文化资源。他从这三种不同的艺术中找到了建构个性化绘画语言的艺术基础，将“水墨写意的文化格调和传统书法的节奏、韵律”与油画的色彩感觉结合起来。
这种融合使他的油画获得了强烈的“书写性”——笔触不再是服务于造型的被动工具，而成为情感表达的主动载体。在《科莫湖》《晨曦》《浮云》等代表作品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那种“逸笔草草、直抒性情的人文诗怀”。笔触的挥洒纵横并非技法的炫示，而是心灵状态的自然流露。正如评论家所言，谌北新的艺术“既有形色之间的画理，也有形色之外的意境，更有尊重内在、崇尚自由，以'自然'为审美境界的艺术心性”。
3.3 “须其自来，不以力构”的创作态度
“须其自来，不以力构”是谌北新艺术创作的根本信条。这八个字源自中国古代画论的精神传统，强调艺术创作不应是刻意的“构造”，而应是情感与自然相遇之后的“自然流露”。谌北新认为“情感是画的灵魂”，绘画“首先，是有感而发，自己没有感受，怎么能画好画呢？”
这种创作态度决定了谌北新风景油画的根本取向：他“从不追求对客观世界的再现，而是作者为自然风景之美好所感动的情感表达”。风景写生成为他“艺术生活的基本泉脉”，正是在“不间断的风景写生中，他保持和发展了自己的色彩感觉”。这种“以情感驱动写生、以写生滋养创作”的实践方式，与中国传统山水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理念一脉相承。“须其自来”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长期修为之后的自然生发；“不以力构”不是对技法的否定，而是对“刻意”的超越。
四、色彩的语言：中国审美精神的形色寄托
4.1 “亮丽派”：明丽色彩中的精神气象
色彩是谌北新油画作品中最重要的信息。他的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以高度的概括和夸张处理色彩关系，敢于运用极轻、极重、极饱满的颜色。纯净的白色块面和跃动的深重笔触常常是画面的领唱者”。有评论者称他的画为“亮丽派”——“所有的色彩都是透明的，不管画得重，画得暗还是画得亮”。
这种“亮丽”并非对客观景物的如实记录，而是主观情感对自然色彩的提炼与升华。谌北新的色彩选择体现了一种积极明朗的生命态度——即使在阴沉的林木或残破的村落中，他的画面也充盈着“爽朗的韵致”。这种韵致使人联想起宗炳首倡的“畅神”和辛弃疾向往的“爽气”。“畅神”是魏晋以来中国山水审美的重要观念，强调山水之游的精神愉悦功能；“爽气”则是辛弃疾词中“整顿乾坤手段，指授英雄方略，雅志若为酬”的豪迈之气。谌北新将这两种古典审美理想转化为油画的色彩语言——他的色彩不是对自然的被动模仿，而是对自然精神的主动“畅”达与“爽”朗表达。
4.2 主观性色彩与中国写意传统的贯通
谌北新的色彩运用与中国写意传统之间存在着深层的贯通。他的风景油画“吸收和发挥了西方现代主义绘画中对于空间层次感的表现，将物象对光的反射以更为主观的方式进行处理”。这种“主观性”恰恰是中国写意传统的核心——不求形似，但求神似；不重客观再现，重主观意趣的表达。
西安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赵万东指出，谌北新艺术成就的根基在于“出身于'书香世家'，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即'气韵生动'的美学原则”，以及“马克西莫夫教授所传授的俄罗斯绘画传统尤其是丰富的色彩表现力”。这二者的融会贯通，“凸显了先生艺术探索的时代特征，即突出色彩力量，形成中国特色”。谌北新“将俄罗斯油画技法、印象派色彩与中国美术的写意精神默契无间地融合与协调，创造出一种面貌鲜活、生机蓬勃，根植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同时又极具个性风采和中国气派的画风”。
在谌北新的画布上，油画的色彩获得了类似水墨的“气韵”——它不是凝固的色块，而是流动的、呼吸着的、富有生命感的。这种将西方油画的色彩表现力与中国写意的精神气质相融合的探索，使他的风景油画在中国当代油画实践中“有着鲜明的特色，并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意象的营造：心与象的神遇
5.1 从“风景”到“山水”的文化转译
谌北新的风景油画最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他将西方绘画中的“风景”（landscape）概念，转化为了具有中国审美意味的“山水”意象。他“在心与象的神遇中创造了豪放洒脱、微妙入化的意象世界”。这个“意象世界”不是对自然景物的忠实再现，而是“基于中国人对山川草木的喜爱之情，通过体察和探求提炼出的独特意象”。
谌北新的风景画题材往往是极为寻常的景致——“乡村”“小白船”“高原”“山泉”“河边”。然而，这些平凡的自然片段在他的笔下被赋予了不平凡的精神内涵。画面中的山河平川、水乡渔村，“都生息在朝夕阴晴、风雨晦明的氤氲气象里”，而在这些景物的后面，“总蕴含着浓浓的情意，给你一丝温馨、一点感受，一处供感情停息、依托的境地”。这种“供感情停息、依托的境地”，正是中国山水画所追求的“可居可游”之境——风景不仅是观看的对象，更是精神可以栖居的家园。
5.2 四时节气与时间的永恒
2016年中国美术馆的“须其自来——谌北新油画艺术展”以四时节气为切入点，通过“春山”“夏风”“秋水”“冬雪”四个主题，在时间的维度中诠释谌北新的风景油画。这种策展思路本身即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谌北新的风景油画不仅仅是空间的呈现，更是时间的诗学。
中国传统山水画历来重视四时之变——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谌北新以油画语言接续了这一传统。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进行油画创作，“在人生这一维延伸的环境里，用一幅幅油画作品实现了表现时光的永恒”。春光在或冷或暖的氛围内“予人以美好淡然之观感”；冬雪中的山村则在沉静中透出明朗。这种对四时变化的敏锐捕捉与诗意呈现，使他的风景油画超越了对特定景物的记录，而上升为对自然生命节律的精神感悟。
5.3 沉静明快：中国式的人文理想
谌北新风景油画的精神气质，可以概括为“沉静明快”——沉静是内在的心境，明快是外在的色调。他的作品“情调是沉静、明快和爽朗的”。这种气质与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审美理想一脉相承——不是激烈的宣泄，不是悲情的渲染，而是在沉静中蕴含着力量，在明快中体现着通透。
正如评论家水天中所言，谌北新的艺术格调“既是自然气象，也是人文理想”。它“萌生于画家的眼神和胸襟，扩充于画家明朗的色彩与自由的笔意中”。谌北新对“大自然形貌、色彩、阳光、阴影的玩味，对自然情趣的营造，无一不与他自身的气质以及他对人生价值的领悟相连接。他在作品中显现的自然的光华，正是他宁静内心的返照”。
这种“宁静内心的返照”，正是“中国精神”在油画中最深层的表达——它不是某种外在的“中国元素”的堆砌，而是一种内在的、从文化血脉中生长出来的审美态度与精神气质。谌北新的油画风景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风景画领域独树一帜”，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六、结语：油画本土化的典范之路
谌北新的艺术实践，为油画本土化、民族化提供了一条典范性的路径。他没有简单地用油画颜料去模仿水墨效果，也没有生硬地在油画中拼贴中国符号，而是“在保持油画本质语言中渗透着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创造出中国油画的民族艺术形式”。他的经验证明：油画的本土化不是对油画语言的削弱，而是对油画语言的拓展；不是对西方技法的否定，而是对中国精神的激活。
在谌北新的画布上，油画的色彩获得了水墨的“气韵”，油画的笔触获得了书法的“书写性”，油画的“风景”转化为了中国式的“山水”意象。正如评论者所言，他是“把油画的色彩搞得最透的”油画家之一，“把西方油画的色彩与中国传统绘画的画法和中国文化及传统审美主体精神、东方的审美精神结合得非常好”。可以说，谌北新在油画本土化、油画民族化上“做了典范，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艺术品鉴所关注的“中西艺术融合”命题，在谌北新的创作中获得了具体的艺术解答——他以“笔酣墨饱”的油画语言，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气韵生动”美学原则的当代表达。画廊所珍视的“中西交融和自家气质”的艺术品质，在谌北新的风景油画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现。谌北新的艺术告诉我们：中国精神从来不是水墨画的专利，它同样可以在油画的形色中获得饱满的呈现——只要画家真正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文化血脉与审美自觉。
参考文献
[1] 谌北新油画：中国精神是其灵魂所在[N].文化艺术报,2016-05-27.
[2] 须其自来——谌北新油画艺术展[N].中国文化报,2016-05-15.
[3] 谌北新风景艺术展[EB/OL].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2022-1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