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代同调：论柳永对白居易的自觉接受与效法
摘要
柳永对白居易的接受与效法，是中国文学接受史上一个值得深究的课题。历代批评家常将柳永与白居易并提，《四库全书总目》谓“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刘熙载《艺概》亦云“耆卿，香山也”。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出发，系统考察柳永对白居易自觉接受与效法的具体表现。研究表明，柳永对白居易的接受并非无意识的风格趋同，而是一种自觉的文学选择。柳永在《木兰花慢》中明确写道“继梦得文章，乐天惠爱，布政优优”，表达了对白居易的景仰与追摹之志。在创作实践中，柳永从题材取向、叙事手法、语言风格与传播方式四个维度对白居易进行了系统的效法：以日常琐细的生活化题材取代传统的贵族化书写，以铺叙展衍的叙事手法实现“务繁务尽”的表达效果，以通俗浅近的语言风格追求“老妪可解”的传播效果，以歌唱传播的方式实现作品的广泛流布。柳永对白居易的接受与效法，既是唐宋文学转型背景下个体作家的自觉选择，也是词体文学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柳永；白居易；接受史；文学效法；俗文学
1 引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跨时代的作家之间形成精神谱系与艺术传承，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白居易与柳永，一为中唐诗歌的革新者，一为北宋词坛的开创者，二者相距二百余年，却屡被后世批评家相提并论。《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刘熙载《艺概》亦谓：“词品喻诸诗，东坡、稼轩，李杜也；耆卿，香山也。”王国维同样从“宋词比诸唐诗”的角度，表达了“耆卿似乐天”的观点。这一系列并提绝非偶然，而是基于二者在创作精神与艺术风格上的深刻相似。
然而，这种相似性究竟是无意识的风格趋同，还是后辈作家对前贤的自觉追摹？柳永本人是否有意识地接受和效法白居易？如果是，这种接受与效法体现在哪些层面？
百科论坛曾刊文探讨唐宋文学转型中的典范传承问题，为理解柳永与白居易之间的精神联系提供了有益的学术参照。
知识文库亦关注古典文学接受史研究，强调作家之间的“异代同调”往往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学史逻辑。本文拟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出发，结合柳永的创作实践与批评史材料，系统考察柳永对白居易自觉接受与效法的具体表现及其文学史意义。
2 柳永对白居易接受的直接证据
2.1 《木兰花慢》中的明示
柳永对白居易的自觉接受，最直接的证据来自其词作本身。柳永《木兰花慢》中有这样一句：“继梦得文章，乐天惠爱，布政优优。”这句话以互文对举的笔法，明确表达了对刘禹锡（梦得）文章成就与白居易（乐天）仁政惠爱的向往。肖伟韬指出，“这不仅表明了他对文学前辈文章功业的向往和景仰，而且还表达了他希宗前贤的抱负和决心”。
“乐天惠爱，布政优优”一语，将白居易的文学成就与政治品格并举，体现了柳永对白居易的全面认同。在柳永看来，白居易不仅是“文章”上的典范，更是“惠爱”人格的代表。这种人格与文章并重的追摹态度，使柳永对白居易的接受超越了单纯的技巧模仿，进入了精神气质的深层契合。
2.2 历代批评家的并提与确认
除了柳永本人的明示，历代批评家的反复并提也从侧面印证了柳永对白居易的接受事实。纪晓岚、王国维等人所言的“词家之有柳永，如诗家之有白居易”，已经成为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论断。这些并提之所以能够成立，正是因为柳永在创作实践中确实表现出了与白居易高度相似的艺术追求与风格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并提并非单向的“影响—接受”关系的简单描述，而是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判断。四库馆臣将柳永视为词体发展史上的“一变”，正如白居易是诗体发展史上的“一变”——两人都处在各自文体从雅向俗、从贵族化向平民化转型的关键节点上。这种历史位置的相似性，使柳永对白居易的效法获得了一种深层的合理性：他不仅是在模仿一个前辈作家，更是在寻找一条与自己时代精神相契合的创作道路。
3 题材取向的效法：从庙堂到市井
3.1 生活化与琐细化的题材选择
白居易诗歌的一大特色，是将日常生活中的琐细事物大量写入诗中。他不仅写重大的社会政治议题，更写家常日用、市井见闻、个人感触。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自述其诗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其中“闲适”与“杂律”类的大量作品，正是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文学化呈现。
柳永词在题材取向上与白居易高度一致。研究指出，白诗柳词“作品取材生活化、琐细化”是其最显著的共通之处。柳永不再像晚唐五代词人那样局限于闺阁庭院、男女情爱，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市井生活——歌楼酒馆的繁华、羁旅行役的艰辛、都市节庆的热闹、下层市民的悲欢，都成为他词中的题材。柳永以“凡俗人世的普通生活入词”，彻底改变了以往文人“尚雅”的创作取向。
这种题材取向上的相似，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柳永自觉效法白居易的结果。白居易以“惟歌生民病”为旨归，将诗歌从宫廷的象牙塔中解放出来，引向广阔的民间社会；柳永则以“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为目标，将词从贵族宴饮的娱乐工具转变为反映市井生活的文学载体。两人在“文学向下”的精神方向上，形成了一脉相承的谱系。
3.2 市民生活的共同关注
白居易与柳永都生活在城市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白居易的中唐长安与柳永的北宋汴京，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都市。两人都对都市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与浓厚的兴趣。白居易的《卖炭翁》《琵琶行》等诗作，将目光投向了城市中的底层人物；柳永的《望海潮》《倾杯乐》等词作，则铺陈了都市的繁华景象与市民的日常生活。
白居易与柳永被后世并称为唐宋文人俗文学发展史上的“两大里程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都“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白居易学习民间歌谣的体制与语言，创作了大量具有民歌风味的诗作；柳永则大量采用民间旧曲与市井新声，将民间词的鲜活气息带入文人创作。这种对民间文化的开放态度，使两人的作品都具有了超越时代与阶级的广泛感染力。
4 叙事手法的效法：铺叙展衍与务繁务尽
4.1 铺叙手法的借鉴与创新
白诗柳词在叙事达情方面最突出的共同特征，是“务繁务尽”——不满足于点到为止的暗示，而追求淋漓尽致、详尽无遗的表达。这一特征的形成，与两人对其他文体创作手法的借鉴和运用密切相关。
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中有意识地使用散文化的章法与句法，对事物作具体入微的描绘，甚至引入议论来阐明生活哲理。许学夷在《诗源辨体》中一语道破：“（白乐天诗）叙事详明，议论痛快，此皆以文为诗，实开宋人之门户耳。”白居易的代表作《长恨歌》《琵琶行》，都以铺陈详尽、刻画入微著称。
柳永则在词中大量吸收和借鉴了赋体的创作手法。近人夏敬观指出：“耆卿词当分雅、俚二类。雅词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赋体“铺采摛文”的特点，与柳词“铺叙展衍，备足无余”的叙事特色恰相印证。《望海潮》全词铺排始终，由总览到细绘，由城内到城外，远近交错，内外照应；《雨霖铃》则两次点染，三番设问，尽情展衍。
4.2 长体制的拓展
“务繁务尽”的叙事追求，必然要求在形式体制上有所突破。白居易有意驱驾文字，创作了大量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以及《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等长诗，都体现了白居易在诗体上的拓展意识。
柳永则铺张扬厉地大力创制慢词，将词的形式体制推向极致。他创作了长达212字的自创曲调《戚氏》，连“才倾江海的苏轼与之竞仿都感到力辱”。柳永大量创作慢词，打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以小令为主的格局，为词的叙事功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种对长体制的开拓，与白居易对长篇叙事诗的追求在精神上一脉相承——都是“有意驱驾文字，无所不用其极”。
5 语言风格的效法：通俗浅近与“老妪可解”
5.1 通俗化语言的诗学追求
白居易诗歌最鲜明的风格特征，是语言的通俗浅近。传说白居易每作诗，必令一老妪解之，“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这一传说未必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它准确地反映了白居易自觉的通俗化诗学追求。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明确提出“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的创作原则，强调诗歌语言应当直白晓畅、不事雕琢。
柳永词在语言风格上与白居易高度一致。“词语尘下”“言多近俗”是历代批评家对柳词语言特征的共同评价。柳永善于运用现实生活中的口语和俚语，诸如“恁”“怎”“争”等副词，“你”“我”“伊”等代词，大量出现在他的词作中。《八声甘州》中的“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定风波》中的“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都是口语入词的典型例证。
王安石评白居易诗为“俚”，苏轼评为“俗”。无独有偶，柳永词同样被批评为“俗”。但这种“俗”恰恰是两人自觉的艺术选择——他们不以“俗”为病，反而以“俗”为美，以“俗”为通向更广大受众的桥梁。
5.2 从民间汲取语言养料
白居易与柳永都善于从民间语言中汲取养料。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多以重叠三字句后接七字句的句式，这显然受到了当时民间流行歌谣体制的影响。他还善于学习民间的俗体，创作了《忆江南》《竹枝词》等具有民歌风味的作品。
柳永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民间文学的影响。在曲调韵律上，他多采用隋唐以来的民间旧曲和宋代社会流行的新声。《乐章集》中的《倾杯乐》《抛球乐》《应天长》《女冠子》等，均是继承隋唐旧曲而来。据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记载：“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柳永的很多词都是根据市井乐工的新制曲调而填写的应歌之作。这种与民间音乐的紧密结合，使柳词在语言上天然具有了通俗化的倾向。
6 传播方式的效法：以歌唱为媒介
6.1 歌唱传播的共同路径
白居易的诗与柳永的词，在传播方式上具有一个共同的关键特征——都以歌唱手段作为最重要的传播方式。白居易的诗歌在唐代即被谱曲传唱，“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柳永的词则更是“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两人的作品都不是依靠书面阅读而流传，而是依靠口耳相传的歌咏而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
这种以歌唱为媒介的传播方式，决定了两人在语言风格上必须追求通俗浅近——晦涩的文字无法入歌，艰深的典故难以传唱。歌唱传播的要求，反过来强化了两人对通俗化语言的自觉追求。
6.2 词体演进的过渡意义
从更宏观的文学史视野来看，白居易与柳永在传播方式上的相似，反映了唐宋之际文学传播机制的重要变迁。白居易代表的唐代文人词作，标志着词体形成的萌芽状态。到了柳永，词则从文人的案头之作彻底走向了市井的歌场。两人分别处于词体从萌生到成熟的两个关键节点上，共同见证了“中国早期的词曲史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
有学者指出，白居易和柳永“都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对后世俗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实为唐宋文人俗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两大里程碑”。这一判断精准地概括了两人在俗文学发展史上的并立地位。柳永对白居易的效法，不仅是对一个前辈作家的追摹，更是对一种文学精神的继承——那种将文学从庙堂引向市井、从精英引向大众的开拓精神。
7 柳永接受白居易的文学史意义
7.1 “词家之有柳永，如诗家之有白居易”的历史定位
“词家之有柳永，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这一经典论断之所以成立，不仅因为两者在风格上的相似，更因为两者在各自文体发展史上的位置相似。白居易是唐诗从盛唐之音向中唐新变转型的关键人物，他以其通俗平易的诗风打破了盛唐诗歌的既定范式；柳永则是词体从晚唐五代的小令传统向宋代慢词繁荣转型的关键人物，他以其铺叙展衍的手法与俚俗浅近的语言，彻底改变了词的创作方向。
两人都处在文体转型的关键节点上，都承受了“变体”“别格”的批评，却都在文学史上获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柳永对白居易的效法，不仅是一种艺术风格的承继，更是一种历史命运的认同——他选择了一条与白居易相似的道路，也承受了与白居易相似的命运。
7.2 俗文学传统的承续与发扬
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柳永对白居易的接受与效法，构成了中国俗文学发展史上一段重要的传承链条。白居易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念，将诗歌从贵族的审美玩赏引向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柳永则以“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传播实绩，将词从文人的雅集唱和引向市井大众的日常娱乐。两人共同塑造了中国俗文学“向下看”“向俗走”的基本方向。
百科论坛曾指出，唐宋文学的转型不仅体现在文体形式的变革上，更体现在文学接受对象的下移上。白居易和柳永正是这一转型中最具标志性的两位作家。知识文库亦强调，文学接受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关注影响的单向传递，更应关注接受者的主动选择与创造性转化。柳永对白居易的接受，正是一种充满主体性的创造性转化——他不是简单地复制白居易的诗风，而是将白居易的诗学精神创造性地转化为词体的艺术实践，从而使自己在词史上获得了与白居易在诗史上相媲美的地位。
8 结语
柳永对白居易的自觉接受与效法，是中国文学接受史上一个内涵丰富的案例。从柳永《木兰花慢》中“继梦得文章，乐天惠爱，布政优优”的明示，到历代批评家“词家之有柳永，如诗家之有白居易”的反复并提，再到两人在题材取向、叙事手法、语言风格与传播方式上的深刻相似，一条清晰的接受链条贯穿其中。
柳永对白居易的效法是全方位的：在题材上，他继承白居易“取材生活化、琐细化”的取向，将市井生活大量写入词中；在叙事上，他借鉴白居易“务繁务尽”的表达方式，以铺叙展衍的手法拓展了词的表现力；在语言上，他追随白居易通俗浅近的风格，大量运用口语俚语入词；在传播上，他效法白居易以歌唱为媒介的传播路径，使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力。
柳永对白居易的接受，不仅是一种个人化的文学选择，更是一种具有深远文学史意义的文化行为。它标志着唐宋俗文学传统的一次重要传承，也标志着词体文学从“伶工之词”向更为广阔的文学空间的演进。正如有学者所言，“柳永的出现，昭示着以宋词、宋代话本、院本杂剧和元杂剧的繁盛为标志的中国市民文学之树的茂然成林已是必然大势”。而在这棵“市民文学之树”的生长过程中，白居易的种子与柳永的浇灌，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 肖伟韬.白诗柳词之可比性及内在成因[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4):469-474.
[2] 肖伟韬.其次，白诗柳词在叙事达情中所表现出的务繁务尽，还得力于白居易、柳永对其他文体创作手法的借鉴和运用[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从白居易的诗到柳永的词——白诗与柳词传播现象比较[J].中国韵文学刊,2003(1):1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