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斟低唱里的烟火人间——柳永词的市民情调
摘要
柳永是北宋词坛上第一位以市民意识对抗传统雅文化、自觉以市民阶层为接受对象进行创作的词人。本文从柳永词的题材选择、语言风格、情感表达与传播接受四个维度，系统考察其“市民情调”的具体表现与审美价值。研究表明，柳永以落魄文人之身流连坊曲，将词作的镜头从达官显宦的峻台重阁转向了平民百姓的市井青楼。其词在题材上大量描写都市繁华与市井细民生活，塑造了追求情感自主的市民女性形象；在语言上率先采用民间口语俚语，以“词语尘下”的通俗化表达取代了贵族化的典雅修辞；在传播上以歌唱为媒介，实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盛况。《乐章集》传词近二百首，柳永以“变雅为俗”的自觉追求，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与审美情趣，在中国词史上开拓出另一番境界。柳永词中的市民情调，既是北宋中叶都市商业文明兴起的文学投影，也是中国文学从精英走向世俗的历史转折点。
关键词：柳永；市民情调；俗词；市井文化；词体革新
1 引言
在北宋词坛群星璀璨的格局中，柳永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当晏殊、欧阳修等士大夫词人仍在花间樽前吟咏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雅致闲愁时，柳永却将笔墨投向了下层市民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他不愿压抑自己的个性，放纵自己，亦放纵自己的文笔，创作了大量的俗词。从《乐章集》传词近二百首的创作数量来看，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他以一落魄文人，流连坊曲，采纳市井新声，为文人词作输入新鲜血液。
柳永词中所呈现的“市民情调”，并非一种偶然的风格趋同，而是词人自觉的艺术选择。与传统文人词“尚雅”的贵族化审美不同，柳永率先面向市民大众来创作，尽可能用市民大众理解的生活化、通俗化的语言，表达市场大众关注和喜欢的世俗生活情调。王兆鹏先生指出，柳永的创作“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情趣，在词中开拓出另外一番境界”。
今古文创曾刊文指出，在传统词学观念中，柳永词因“俗”的特征屡遭诟病，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平民文学”的重要理念之后，柳词因采用民间俗语和口语、表现市井民众生活而获得了全新的评价。
民间传奇故事所承载的市井叙事传统，与柳永词中以歌妓、市民为主角的书写有着相通的精神气质——二者都关注被正史遗忘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都以通俗的语言讲述着人间烟火的温度与厚度。
本文拟从题材选择、语言风格、情感表达与传播接受四个维度，系统考察柳永词中市民情调的具体表现与深层意蕴，揭示其在中国词史上的独特地位与深远影响。
2 市民情调的内涵界定
所谓“市民情调”，是指柳永词中所呈现的一种以市民阶层的生活经验、情感方式与审美趣味为核心的艺术格调。柳永做为一个饱读诗书的大词人，长期混迹在市井百姓之中，产生了浓郁的市井意识，历史性地承担起歌咏市井人物的生活与情感的重任。
市民情调的核心特征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把握。其一，在题材选择上，柳词将目光投向都市繁华、市井风情与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以往文人“尚雅”风格，于凡人俗世取材，将普通生活入词。其二，在语言风格上，柳词采用大量民间口语与俚语，以通俗晓畅的表达取代了传统词的典雅含蓄。其三，在情感表达上，柳词以市民阶层“凡夫俗子最平凡、真切的情感”为书写对象，从达官显宦的峻台重阁转向了平民百姓的市井青楼。
有学者将柳永定位为“封建社会第一个以市民意识对抗封建伦理道德的传统文人”。这一判断揭示了柳永词中市民情调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是一种艺术风格的选择，更是一种文化立场的表达。柳永以市民的眼光观物，以市民的口气言情，以市民的好尚欣然于当时宋代发达商业都市的蓬勃兴旺。他的词作带有浓郁的市民特色，从基本格调到语词运用，均体现了以俗为美、以俚为美、明白家常的趣味。
3 市民生活的题材书写
3.1 都市繁华的画卷铺陈
柳永词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市民情调呈现，是对北宋都市繁华的铺陈描绘。柳永都市词从北宋的城市风貌、节令风情和市民休闲文化三个方面，记录了北宋承平之时繁华多彩的都市风情。
《望海潮》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词作抓住“珠玑”和“罗绮”两个细节，便将市场的繁荣、市民的殷富反映出来。“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三句，明写肆间商品琳琅满目，暗写商人比夸争耀，折射出杭州这个繁华都市穷奢极欲的一面。而“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则着眼于市民的恬和安居、欢游乐业。柳永以市民的眼光观物，以市民的口气言情，所表现的已不是“耕者有食，织者有衣”的传统层面，而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商业致富，以至达到“万井千闾”“雄压十三州”的“富庶”水平。
除了杭州，柳永还将汴京、苏州、洛阳、成都等都市的繁华写入词中。他深醉于大都市的风情之中，无论是帝京汴梁还是杭州、苏州、成都等都市，都是繁华、富庶。这些都市词不仅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繁华，更折射出广大新兴市民阶层的社会理想与人生追求。
3.2 市井细民的情感世界
柳永词的市民情调不仅体现在都市风貌的宏观铺陈上，更体现在对市井细民——尤其是歌妓——情感世界的微观刻画上。柳永俗词在题材内容上一改前人做法，开始站在平等的角度描写市民大众的生活与感受。
在柳永的笔下，歌妓不再是传统的“赏玩”对象，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柳永的这类词女主人公多数是沦入青楼的不幸女子。他以平等的姿态书写她们的悲欢离合，塑造了追求情感自主的市民女性形象。《定风波》中“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的女主人公，以直白坦率的口吻表达了对情人的相思与怨怼，其情感的真切与表达的直露，与士大夫词中含蓄蕴藉的闺怨截然不同。民间传奇故事所珍视的“小人物的大情感”，在柳永对歌妓的书写中获得了最早的文学表达——这些沦落风尘的女子，在柳永的词中第一次成为情感叙事的主体。
柳永之所以能够如此真切地书写市井细民的情感，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他居汴京时，过着流连于妓馆的市民生活。他不仅呼出鄙弃科场仕进之心志，而且以比温庭筠走得更远的方式，生活在秦楼楚馆的市民阶层之中，与他们一同喜怒哀乐。这种“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活体验，使他的词作获得了其他士大夫词人无法企及的情感深度与生活质感。
4 市民趣味的语言表达
4.1 口语俚语的创造性运用
柳永词市民情调的另一个显著表征，是其语言表达的通俗化。柳词的俗主要表现在语言上采用大量民间口语，极为通俗。柳永去反其道而行之，率先面向市民大众来创作，尽可能用市民大众理解的生活化、通俗化的语言。
柳永善于运用现实生活中的口语和俚语。“恁”“怎”“争”等副词，“你”“我”“伊”等代词，大量出现在他的词作中。《定风波》中“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以“恁么”这样的口语词直接入词；《忆帝京》中“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以质朴直白的语言道出刻骨铭心的情感。柳永词中这种“词语尘下”的语言风格，与传统词作追求典雅含蓄的审美取向形成了鲜明对照。
4.2 铺叙展衍的叙事手法
柳永词的市民情调不仅体现在语言的通俗化上，还体现在表现手法的革新上。柳词在表现手法上运用铺叙手法，叙事抒情率口而出，不求含蓄。他将铺陈叙事的方法，也就是赋的手法，移植到词里，注重对人物情态心理进行多方面的刻画。
这种铺叙展衍的手法，与市民阶层的审美接受习惯密切相关。市民阶层不熟悉文人士大夫那种含蓄蕴藉、以典达意的表达方式，他们需要更为直接、更为详尽的叙事。柳永的铺叙手法正是适应了这种需求——注重叙事的完整和描写的细腻，力戒艰深晦涩。在结构上，他用层层铺叙的手法和戏剧性呈现、情景的递进，形成一种线性结构模式，融叙事、言情、绘景于一炉，而层次分明，易于听众接受和理解。
4.3 慢词长调的形式创制
柳永词市民情调的实现，还得益于他在词体形式上的大胆革新。柳永创制了大量的慢词长调，铺叙展衍，备足无余。这种长调形式为市民生活的细致描写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传统的短章小令无法容纳都市繁华的铺陈与市井故事的展开，而慢词长调则使这种铺叙成为可能。
柳永将六朝小赋技法融入词体，突破传统小令形式，首创慢词长调。他的词作语言俚俗家常，以白描铺叙、情景交融见长，题材多描绘都市风光、坊曲欢爱与羁旅情怀。这种形式上的革新与内容上的通俗化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柳词市民情调的艺术基础。
5 市民阶层的传播接受
5.1 “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盛况
柳永词市民情调最有力的证明，来自其传播接受的广度与深度。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这一记载虽然只是一个大概而略带夸张的溢美之辞，但也足以反映出柳永词在民间流传之广。柳永的词通俗易唱而受到市民欢迎，“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说明柳永的词很切实市民实际，贴近市民的日常生活且平易易懂，深受北宋市民的欢迎。
柳永词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传播，根本原因在于其市民情调对市民阶层审美需求的精准契合。柳永的俚俗词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市民熟悉的人物，熟悉的情事。柳永词的内容和语言都趋向俗化，既符合了歌唱者低文化层次的需要，也更有利于市井百姓的接受。
5.2 “俗”的争议与“俗”的价值
柳永词的市民情调在赢得市民阶层热烈追捧的同时，也招致了士大夫阶层的强烈批评。柳永俗文化代言人的地位及其行为选择与士大夫的价值观念悖离，使他的词在当时及其后代经常受到“俗”的非难。历代多以其词作“格固不高”，原因就是他写了许多俗词。在北宋文人士大夫之间的整体评价并不高，但在市井平民中却受到热烈地追捧，这种巨大的差异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和市民阶层不同的审美取向和矛盾。
然而，正是这种“俗”，构成了柳永词最为独特的价值。柳永词在文学尚雅主流中具有开拓性，具体表现在改变了以往文人“尚雅”风格，于凡人俗世取材，将普通生活入词，展现词的主体“世俗性”。他以市井情调取代贵族情调，变“雅”为“俗”。今古文创曾指出，柳词因采用民间俗语和口语，恰符合平民文学语言通俗的要求；对歌妓等市井民众生活的表现，则在内容上契合反映平民的生活与情感的要求。柳永词的市民文化色彩，并成为明清市民文学的先声。
从更长远的文学史视野来看，柳永词的“俗”并非一种缺憾，而是一种开创。他在词中开拓出的市民情调，为中国文学打开了一扇通往世俗生活的大门。柳永的艺术选择“对于当时汹涌着的市民文化潮以及整个宋代文学发展是一种适时适势的顺应和推动”。
6 结语
柳永词的市民情调，是中国词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审美转向。他以落魄文人之身流连坊曲，自觉地以市民情调取代贵族情调，变“雅”为“俗”。在题材上，他将词作的镜头从达官显宦的峻台重阁转向了平民百姓的市井青楼，都市的繁华、市井的风情、歌妓的悲欢，无不谱入乐章。在语言上，他率先采用民间口语俚语，以“词语尘下”的通俗化表达取代了贵族化的典雅修辞。在传播上，他以歌唱为媒介，实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盛况。
柳永词的市民情调，本质上是对市民阶层审美需求的回应与满足。他将草创时期民间歌词的大众化传统和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结合在一起，以市民的眼光观物，以市民的口气言情，以市民的好尚欣然于当时宋代发达商业都市的蓬勃兴旺。柳永词中“毫不掩饰地追求世俗欢乐，享受自由散漫，直白简单”，正是北宋中叶都市商业文明兴起的文学投影。
从民间传奇故事所承载的市井叙事传统到今古文创所关注的平民文学精神，柳永词中的市民情调始终是中国文学中一股生生不息的潜流。柳永的创作实践表明，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学从来不只是象牙塔中的雅玩，而是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息息相通的精神表达。在中国文学从精英走向世俗的历史进程中，柳永的浅斟低唱，正是那烟火人间最真实、最动人的声音。
参考文献
[1] 姜夕吉.变“雅”为“俗”:柳永[M]//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
[2] 柳永词的俗与雅[J].时代文学(双月版),2006(06).
[3] 略论柳词的俗与雅[J].南通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