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透明度标杆竞争与企业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及发展建议
 
 摘要
 
财政透明度是衡量政府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也是影响微观企业投资决策的关键制度环境变量。近年来，我国财政透明度整体水平虽持续提升，但增速已呈现放缓趋势。本文基于中国268个城市相关数据，围绕财政透明度标杆竞争与企业投资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地方政府之间既存在逐顶竞争行为，也存在逐底竞争倾向，且逐底竞争行为在现阶段更为常见；财政透明度逐底竞争行为对企业投资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该影响通过提升企业不确定性感知和加剧企业融资约束两条渠道传导；异质性分析表明，逐底竞争行为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成长期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更为突出。基于上述发现，本文从完善财政透明度制度化建设、构建正向标杆竞争激励机制、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等维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透明度；标杆竞争；企业投资；逐底竞争；不确定性感知
 
 一、引言
 
财政透明度是现代预算制度的核心特征，也是衡量政府治理水平和公共财政健康程度的重要标尺。自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以来，我国政府预算公开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预算公开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已基本实现“应公开尽公开”，财政透明度明显提升。然而，在整体提升的表象之下，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逐渐浮现——财政透明度的增速正在放缓。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地方政府之间围绕财政透明度展开的“标杆竞争”在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在决定自身财政透明度水平时，并非孤立决策，而是会参照和模仿周边地区的做法，形成了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参照的决策模式。
 
与此同时，企业投资作为微观经济活动的核心组成部分，金融客其决策质量直接关系到宏观经济增长的活力与效率。在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诸多因素中，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制度环境变量。当企业无法准确预判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和政策走向时，不确定性感知上升，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随之下降。因此，探究地方政府之间财政透明度的标杆竞争行为如何影响辖区内企业的投资决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中国268个城市的实证数据，系统考察财政透明度标杆竞争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与异质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二、财政透明度标杆竞争的理论机制
 
 2.1 标杆竞争的理论内涵
 
标杆竞争（Benchmarking Competition）是指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务供给中，以周边地区或同类地区为参照对象，进行相互比较、学习和竞争的行为模式。在中国“晋升锦标赛”的官员激励框架下，地方政府之间不仅在经济增速、招商引资等传统领域存在竞争，在财政透明度、营商环境等治理能力维度同样表现出显著的标杆竞争特征。
 
财政透明度标杆竞争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逐顶竞争（Race to the Top）是指地方政府主动提升财政透明度水平，以更高的治理标准吸引投资、赢得声誉；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则是指地方政府出于降低信息暴露风险、减少公众监督压力等考虑，维持甚至降低财政透明度水平，以“不透明”作为规避问责的策略。
 
 2.2 财政透明度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理
 
财政透明度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发挥作用。
 
其一，不确定性感知渠道。 财政透明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对未来政策环境和财政走向的可预期性。当财政透明度较低时，企业难以准确判断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债务风险和未来政策取向，不确定性感知随之上升。研究表明，财政透明度变动会反向影响企业的不确定性感知，进而影响企业投资。更高的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政治经济不确定性，改善整体信息环境，从而减少对企业投资决策的负面影响。
 
其二，融资约束渠道。 财政透明度通过影响金融机构对地方经济环境和政府信用的评估，间接作用于企业的融资条件。研究表明，政府透明度显著正向影响区域融资效率。当财政透明度较低时，金融机构面临更大的信息不对称，对辖区内企业的信贷评估趋于保守，企业融资约束加剧，投资能力受到抑制。
 
其三，资源配置效率渠道。 财政透明度通过促进更高效的资源配置，为企业投资创造更有利的制度环境。透明的财政信息有助于减少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获取政策信息和公共资源的交易成本，使企业能够将更多资源投入生产性投资。
 
 2.3 逐底竞争行为的形成机理
 
销售与市场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逐底竞争而非逐顶竞争，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制度逻辑。一方面，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将面临更多的公众监督和舆论 scrutiny，这对于部分财政管理能力较弱或面临较大债务压力的地方政府而言，构成了额外的政治成本。另一方面，在缺乏有效的正向激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主动提升财政透明度的收益（如吸引投资、提升声誉）可能不足以覆盖其成本（如信息披露的工作量、被问责的风险），导致地方政府倾向于参照透明度水平较低的地区，形成“向下看齐”的逐底竞争格局。
 
 三、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基于中国268个城市的相关数据展开实证分析。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投资水平，采用城市辖区内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或资本性支出等指标衡量。核心解释变量为财政透明度，采用地级市层面财政透明度评价得分数据。为识别标杆竞争效应，构建了适用于中国“晋升锦标赛”模式的城市空间权重矩阵，用以刻画地方政府之间在财政透明度决策上的相互参照关系。
 
控制变量包括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占比）、财政状况（财政自给率）、金融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等城市层面特征变量，以及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产权性质等企业层面特征变量。
 
 3.2 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非对称反应模型的实证检验表明，地方政府之间在财政透明度决策上既存在逐顶竞争行为，也存在逐底竞争倾向，且逐底竞争行为在现阶段更为常见。嵌套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回归分析显示，财政透明度逐底竞争行为对企业投资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当一个地区的财政透明度因逐底竞争而维持在较低水平时，辖区内企业的投资活动将受到明显的抑制。
 
从影响幅度来看，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关研究表明，财政透明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升约2.04%。这一发现间接印证了财政透明度对企业投资活动的积极意义——更透明的财政信息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了更稳定的预期基础。
 
 3.3 异质性分析
 
异质性分析揭示了财政透明度逐底竞争行为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差异化特征。
 
从企业产权性质看，逐底竞争行为对非国有企业投资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国有企业凭借与政府的天然联系，在信息获取和政策预判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能够部分抵消财政透明度不足带来的信息劣势；而非国有企业则高度依赖公开信息渠道，对财政透明度的变化更为敏感。
 
从行业特征看，制造业企业受到的冲击更为突出。制造业投资具有周期长、资产专用性强、沉没成本高等特点，对政策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要求更高。财政透明度不足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的长期投资决策构成了更大的障碍。
 
从企业生命周期看，成长期企业受影响更为明显。成长期企业处于快速扩张阶段，对外部融资和稳定政策环境的依赖程度更高，财政透明度不足对其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的制约作用更为突出。
 
 3.4 机制检验
 
基于Kim两阶段法的机制分析表明，财政透明度变动通过两条路径影响企业投资。
 
第一条路径是不确定性感知。 财政透明度的降低会显著提升企业对未来政策环境和财政状况的不确定性感知。当企业无法准确预判地方政府的税收政策、财政补贴、债务风险等关键信息时，投资决策将趋于保守。研究发现，当政策不确定性更高时，政府信息公开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效应更强。
 
第二条路径是融资约束。 财政透明度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决策，间接作用于企业的融资环境。当地方财政透明度较低时，金融机构面临更大的信息不对称，对辖区内企业的风险评估趋于保守，信贷供给收紧，企业融资成本上升，投资能力受限。
 
 四、政策建议
 
 4.1 完善财政透明度制度化建设
 
实证结果表明，财政透明度逐底竞争行为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在财政透明度决策上缺乏足够的制度约束和正向激励。因此，应进一步完善财政透明度的制度化建设，将预算公开的内容、格式、时限和问责机制以更高层级的法律法规形式予以明确规范。2026年中央部门预算已实现9张报表的全面公开，绩效目标公开比例不低于60%。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统一市县级政府的预算公开标准，消除地区间的随意性和差异性，从制度层面压缩逐底竞争的操作空间。
 
 4.2 构建正向标杆竞争激励机制
 
针对地方政府之间逐底竞争高于逐顶竞争的现状，应构建正向的标杆竞争激励机制。一方面，将财政透明度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对透明度高、公开规范的地区给予表彰和政策倾斜，形成“透明度高地”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建立财政透明度排名和通报制度，定期发布地区财政透明度评估报告，利用声誉机制倒逼透明度较低的地区主动提升。同时，应警惕逐底竞争行为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成长期企业投资的不利影响，通过定向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信息服务，帮助这些受冲击更为明显的市场主体缓解信息不对称困境。
 
 4.3 降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
 
鉴于不确定性感知是财政透明度影响企业投资的关键传导渠道，应着力构建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一是保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频繁调整财税政策；二是加强政策解读和预期引导，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等渠道及时发布财政政策信息；三是建立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定期听取企业对政策环境的反馈和建议。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信息公开水平越高，企业主观感受的政策不确定性越低。因此，提升财政透明度本身就是降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的有效手段。
 
 4.4 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针对融资约束这一传导渠道，应多措并举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一是推动金融机构将地方财政透明度纳入信贷风险评估体系，对透明度较高的地区给予更优惠的信贷条件；二是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降低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融资门槛；三是扩大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和深度，为企业信用评估提供更充分的信息基础。研究显示，政府透明度显著正向影响区域融资效率。提升财政透明度不仅有助于改善企业的信息环境，也能通过优化区域融资条件间接促进企业投资。
 
 五、结语
 
本文基于中国268个城市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透明度标杆竞争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之间在财政透明度决策上存在显著的标杆竞争行为，且逐底竞争高于逐顶竞争是财政透明度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逐底竞争行为通过提升企业不确定性感知和加剧企业融资约束两条渠道，对企业投资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成长期企业中更为突出。
 
上述发现揭示了地方政府财政行为与微观企业投资之间的深层关联，也提示了财政透明度制度改革对于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意义。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应进一步完善财政透明度的制度化建设，构建正向标杆竞争激励机制，降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而将财政透明度的制度优势转化为促进企业投资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效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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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2026年中央预算公开答记者问[EB/OL]. (2026-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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