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北五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摘要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的新型金融业态，对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本文基于2017—2023年西北五省（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各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北五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与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北五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经济规模较大城市样本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技术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中并未表现出显著的间接效应。本文据此提出了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完善区域协同发展机制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西北五省；固定效应模型；区域协调发展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覆盖广泛、服务便捷、成本低廉等特性，正在成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金融是国民经济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经济研究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由于自然条件、历史基础、资源禀赋等多重因素的制约，西北五省的金融发展水平长期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金融服务覆盖不足、资源配置效率偏低等问题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突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时空限制，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为西北五省等欠发达地区提供了获取金融资源的新渠道。现有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均具有积极作用，且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更为显著。然而，针对西北五省这一特定区域的系统性研究仍相对薄弱。本文以西北五省为研究对象，运用熵值法和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以期为西北五省借助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数字普惠金融的内涵与测度
 
数字普惠金融是指利用数字技术为传统金融服务覆盖不足的群体提供普惠性金融服务的创新模式。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构建了科学的指标体系，全面反映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与空间特征，是目前该领域研究中最广泛使用的核心指标。
 
在西北五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性。陕西、新疆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而甘肃、青海、宁夏则相对滞后。这种区域差异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化影响提供了天然的实验场域。
 
 2.2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以通过以下渠道实现：
 
第一，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创新创业。 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金融服务的准入门槛，使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能够获得必要的信贷支持，激发了微观主体的创新创业活力。在西北五省，中小企业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时代金融的发展有效拓宽了融资渠道，降低了交易成本。
 
第二，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精准识别有效需求、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在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更有助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产业从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第三，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包容性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突破了地域限制，为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提供了平等的金融服务机会。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直接促进西北五省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还可以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间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第四，赋能实体经济，提升发展质量。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西北五省丰富的资源禀赋和特色产业，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下能够更好地实现价值转化。
 
 2.3 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 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北五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 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北五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异质性，在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中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H3： 技术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推动西北五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3.1 模型构建
 
为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北五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构建以下双向固定效应基准回归模型：
 
$$HQD_{it} = \alpha + \beta_1 DIF_{it} + \beta_2 X_{it} + \mu_i + \nu_t + \varepsilon_{it}$$
 
其中，$HQD_{it}$表示城市$i$在第$t$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DIF_{it}$表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X_{it}$为控制变量向量，$\mu_i$为个体固定效应，$\nu_t$为时间固定效应，$\varepsilon_{it}$为随机误差项。
 
 3.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HQD）。 参照已有研究，本文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出发，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西北五省各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 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4年）作为衡量指标。该指数涵盖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能够全面反映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
 
控制变量。 为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占比）、城镇化水平（城镇人口比重）、政府干预程度（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对外开放程度（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17—2023年西北五省（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各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其余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2017—2023年间，西北五省各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但城市间差距显著。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同样逐年提升，但增速相对平缓。陕西各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普遍高于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的同级别城市，反映出西北五省内部发展的不均衡性。
 
 4.2 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个体效应、时间效应及其他影响因素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西北五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P<0.01）。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H1，即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北五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应提升约0.15—0.25个单位（具体数值因模型设定略有差异）。
 
从控制变量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显著，表明经济基础较好、城镇化进程较快的城市更有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效应在部分模型中显著，说明第三产业占比的提升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4.3 异质性分析
 
为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的城市规模异质性，本文将样本按照城市经济规模（以GDP总量衡量）分为经济规模较大城市和经济规模较小城市两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在经济规模较大城市样本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在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中，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约为全样本平均水平的1.3—1.5倍；而在经济规模较小的城市中，回归系数相对较小，且显著性水平有所降低。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H2，即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城市规模异质性。
 
可能的原因在于：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通常具有更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更丰富的金融资源和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能够更充分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效应。而经济规模较小的城市在数字基础设施、金融生态环境和人才储备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制约了数字普惠金融效能的充分释放。
 
 4.4 传导机制检验
 
为检验技术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中介作用，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行验证。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在加入技术创新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依然显著，但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意味着，在西北五省现阶段的发展格局下，技术创新尚未成为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传导路径，假设H3未得到验证。
 
这一发现与部分全国层面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可能的原因在于：西北五省的科技创新基础相对薄弱，研发投入不足、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有限，数字普惠金融虽然提供了资金支持，但尚未形成从“资金供给”到“技术创新”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转化链条。这也提示我们，西北五省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需要更加注重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和技术转移转化机制的完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17—2023年西北五省各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北五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北五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差距等渠道，为西北五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城市规模异质性，在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中效应更为显著。这与已有研究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的发现相互印证。
 
第三，技术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推动西北五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中并未表现出显著的间接效应。这一发现揭示了西北五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金融赋能—技术创新—高质量发展”传导链条的断裂，为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启示。
 
 5.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西北五省应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数字鸿沟”。特别要加大对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投入，打通普惠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第二，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 对于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应进一步深化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挥其引领带动作用；对于经济规模较小的城市，应着力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培育金融生态环境，逐步释放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潜力。
 
第三，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针对技术创新传导机制不显著的问题，西北五省应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推动科技成果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应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产品，打通“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
 
第四，完善区域协同发展机制。 西北五省应加强区域间的金融合作与经验交流，促进数字普惠金融资源在区域内的优化配置。应发挥陕西等经济较强省份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金融资源的跨区域流动缩小省际发展差距，推动西北五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共进。
 
第五，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防控。 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应建立健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防范数字金融风险。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提高居民的金融素养和风险识别能力，确保数字普惠金融在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5.3 研究展望
 
本文为数字普惠金融与西北五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实证支持，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受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未能进一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各子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化影响。其次，受样本量限制，本文对传导机制的检验可能不够充分。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从县域层面或行业层面深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赋能西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机制，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更加精准的政策指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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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西部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及中介效应检验[J].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