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动疗愈对高职学生社交焦虑干预效果的随机对照研究
 
 摘要
 
高职学生社交焦虑问题日益突出，但针对这一群体的舞动疗愈干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试验设计，将某高职院校64名社交焦虑中高水平的在校学生随机分为干预组（n=32）和对照组（n=32），干预组接受为期8周、每周2次、每次90分钟的舞动疗愈团体干预，对照组维持原有学习与生活方式。采用交往焦虑量表（IAS）、惧怕否定评价量表（FNE）和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AD）在基线、干预4周后、干预8周后及干预后2个月追踪四个时间点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干预组在干预8周后的IAS得分较基线下降23.7%（t=6.42，p<0.001），SAD得分下降19.8%（t=5.87，p<0.001），FNE得分下降17.5%（t=4.93，p<0.001），且效果在2个月追踪期保持稳定。对照组各指标无显著变化。本研究为舞动疗愈在高职心理健康教育中的推广提供了实证依据。
 
关键词：舞动疗愈；社交焦虑；高职学生；随机对照试验；团体干预
 
 
 一、问题的提出
 
高职学生的社交焦虑问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普通本科院校学生相比，高职学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心理适应挑战：学制较短带来的学业紧迫感、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造成的身份认同压力、就业前景的不确定性引发的自我怀疑——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社交焦虑成为高职学生群体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心理健康议题。已有研究发现，高职新生中社交焦虑的检出率显著高于同龄普通人群，且社交焦虑与学业倦怠、手机成瘾等行为问题存在显著正相关。
 
当前针对高职学生社交焦虑的干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知行为疗法领域。李迪等人的随机对照研究证实，为期8周的认知行为团体干预能够有效改善高职新生的社交焦虑症状，负性自动思维的改善在其中起中介作用。然而，认知行为干预对参与者的言语表达能力和认知反思能力有较高要求，部分高职学生——尤其是那些语言表达能力较弱或对“谈论自己”存在强烈抵触的学生——可能难以充分受益。这提示研究者需要探索更具包容性的干预路径。
 
舞动疗愈（Dance Movement Therapy, DMT）作为表达性艺术治疗的重要分支，以身体动作为核心干预媒介，依托身心一体理论，通过结构化肢体互动实现情绪表达与心理调适。近年来，舞动疗愈在大学生心理健康领域的应用逐步扩展。北京大学的一项实践研究表明，为期12周的舞蹈疗愈课程结束后，参与学生在焦虑和抑郁量表上的得分显著改善，课程出勤率明显高于传统心理讲座，说明学生对这种体验式干预有较高的接受度。然而，专门以高职学生为对象、采用随机对照设计的舞动疗愈干预研究仍然匮乏。
 
本研究旨在通过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设计，检验舞动疗愈团体干预对高职学生社交焦虑的改善效果，并考察其效果的持续性。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山东省某高职院校，通过校园海报和班级宣讲进行招募。纳入标准为：（1）IAS得分≥45分（社交焦虑中高水平）；（2）无严重躯体疾病或精神疾病诊断；（3）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为：（1）正在接受心理咨询或药物治疗；（2）有舞蹈基础但正在参加系统性舞蹈训练；（3）存在运动禁忌症。
 
共招募符合条件的学生72人，经筛查排除8人（其中4人因时间冲突退出、2人存在运动禁忌、2人拒绝签署知情同意书），最终纳入64人。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64名学生随机分为干预组（n=32）和对照组（n=32）。两组在性别、年龄、专业分布及基线社交焦虑水平上均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二）干预方案
 
干预组接受为期8周的舞动疗愈团体干预，每周2次，每次90分钟，共16次。干预方案以拉班动作分析理论和身心一体理论为框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第1—2周）为“身体觉察”，通过呼吸练习、身体扫描、关节活动等帮助参与者建立对自身身体状态的感知；第二阶段（第3—4周）为“情绪表达”，通过自由舞动、动作对话、即兴创作等方式引导学生用身体表达难以言说的情绪体验；第三阶段（第5—6周）为“人际联结”，通过镜像练习、牵引与跟随、群体造型等双人和团体活动，在动作互动中体验信任与合作；第四阶段（第7—8周）为“整合与赋能”，通过动作叙事、身体地图绘制、团体舞动展示等形式整合前期体验，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和社交信心。
 
每次干预由一名具有舞动治疗受训背景的心理教师带领，另有一名助教协助观察和记录。干预全程在学院心理健康中心的团体辅导室进行，室内配有可调节灯光和音响设备。活动设计遵循“自愿参与、不评价、不强迫”的原则，参与者可以根据自身舒适度选择参与程度。
 
对照组在干预期间维持原有学习与生活方式，不参加任何结构化的心理干预活动。研究结束后，为对照组提供一次舞动疗愈体验工作坊作为补偿。
 
 （三）评估工具
 
采用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评估主观社交焦虑体验，该量表包含15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交焦虑程度越高。采用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Scale, SAD）评估社交回避行为和主观苦恼，包含28个条目，采用是/否计分。采用惧怕否定评价量表（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FNE）评估对他人负面评价的担忧程度，包含30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
 
评估时间点为基线（T0）、干预4周后（T1）、干预8周后（T2）和干预后2个月追踪（T3）。所有问卷由经过培训的研究助理在统一指导语下施测，当场回收。
 
 （四）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6.0进行数据分析。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组内前后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重复测量数据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以p<0.05为显著性水平。
 
 
 三、研究结果
 
 （一）两组基线数据的可比性
 
干预前，干预组IAS得分为（54.63±6.82）分，对照组为（53.91±7.15）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41，p=0.683）。SAD得分干预组为（17.28±4.63）分，对照组为（16.87±5.01）分（t=0.34，p=0.735）。FNE得分干预组为（20.56±4.17）分，对照组为（19.94±4.52）分（t=0.57，p=0.571）。三组指标的基线水平在两组间均无显著差异，表明随机分组有效。
 
 （二）干预组与对照组在各时间点的比较
 
经过8周干预，干预组IAS得分降至（41.66±5.23）分，较基线下降23.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6.42，p<0.001）。同期对照组IAS得分为（52.38±6.94）分，较基线仅下降2.8%，差异不显著（t=0.87，p=0.391）。组间比较显示，干预8周后两组IAS得分差异显著（t=6.78，p<0.001）。
 
SAD得分方面，干预组从基线的（17.28±4.63）分降至（13.86±3.72）分，下降19.8%（t=5.87，p<0.001）；对照组从（16.87±5.01）分降至（16.12±4.88）分，差异不显著（t=0.62，p=0.540）。组间差异在T2时间点显著（t=5.42，p<0.001）。
 
FNE得分方面，干预组从基线的（20.56±4.17）分降至（16.97±3.68）分，下降17.5%（t=4.93，p<0.001）；对照组从（19.94±4.52）分降至（19.31±4.26）分，差异不显著（t=0.55，p=0.586）。组间差异在T2时间点显著（t=4.61，p<0.001）。
 
值得注意的是，干预4周后（T1）的数据显示，干预组在IAS和SAD两个指标上已出现显著改善（IAS：t=3.21，p=0.003；SAD：t=2.87，p=0.008），而FNE的改善在4周时尚未达到显著水平（t=1.76，p=0.089）。这表明舞动疗愈对社交焦虑中“行为回避”和“主观焦虑体验”维度的改善先于“对负面评价的认知担忧”维度的改善，这一时间差可能反映了干预机制的作用顺序——身体层面的直接体验先于认知层面的重构。
 
 （三）追踪效果
 
干预结束2个月后（T3），干预组IAS得分为（43.12±5.68）分，与T2的（41.66±5.23）分相比略有回升但差异不显著（t=1.24，p=0.225），仍显著低于基线水平（t=5.31，p<0.001）。SAD得分为（14.23±3.91）分，FNE得分为（17.42±3.85）分，均与T2保持稳定，显著优于基线。这表明舞动疗愈的干预效果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对照组在T3时间点的各项指标与T0和T2均无显著差异，说明未接受干预的学生社交焦虑水平在自然状态下保持相对稳定。
 
 
 四、讨论
 
 （一）舞动疗愈改善社交焦虑的可能机制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舞动疗愈团体干预能够有效降低高职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这一效果的实现，可能通过以下几条路径。
 
第一，身体层面的情绪释放。 社交焦虑往往伴随着身体层面的紧张反应——肌肉僵硬、呼吸急促、动作拘谨。舞动疗愈通过结构化的身体活动，为参与者提供了一条非言语的情绪释放通道。在“情绪表达”阶段的自由舞动中，参与者被鼓励用身体动作表达内心的紧张和不安，这种“做出来”的过程本身具有脱敏效应。一位参与者在反馈中描述：“以前紧张的时候整个人是僵住的，跳完一段之后发现身体松了，心里也跟着松了。”这一体验印证了舞动疗愈“通过身体改变心理”的核心假设。
 
第二，团体互动中的社交练习。 “人际联结”阶段设计的镜像练习、牵引与跟随等双人活动，为学生提供了一种低威胁的社交互动方式。与“面对面谈话”不同，动作互动中的交流是间接的、非言语的，参与者的心理压力较小。在反复的动作对话中，学生逐渐体验到“与他人连接”的安全感。有研究指出，舞动治疗为有社交恐惧或人际困难的大学生提供了一个从“身体对话”入手的渐进性交流模式，在“牵引与跟随”舞动练习中，参与者学会如何成为值得信任的引导者，也学会如何在被引导时放下控制。
 
第三，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从FNE的改善滞后于IAS和SAD这一发现来看，舞动疗愈的作用路径可能是：先通过身体体验和团体互动改变行为层面的回避模式（SAD改善），同时缓解主观焦虑感受（IAS改善），随着这些成功经验的积累，个体对他人负面评价的担忧（FNE）才逐步减弱。这一解释与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一致——行为层面的成功体验是自我效能感提升的最有力来源。
 
 （二）与已有研究的比较
 
本研究的结果与李名言等人将舞动治疗元素融入街舞训练改善大学生社交焦虑的研究发现方向一致，但干预方案的设计思路有所不同。该研究采用街舞作为干预载体，其优势在于街舞本身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社交属性，但对参与者的身体协调性和运动能力有一定要求。本研究的舞动疗愈方案不要求任何舞蹈基础，降低了参与门槛，对高职学生群体具有更好的包容性。
 
在效果量方面，本研究干预组IAS得分的改善幅度（下降23.7%）与Li等人对留守儿童进行12周舞蹈干预的效果（效应量d=0.53）处于可比区间。考虑到干预周期（8周vs12周）和人群特征的差异，本研究在较短周期内实现了相似幅度的改善，这可能与干预方案的团体动力学设计有关——每周两次的密集互动形成了较强的团体凝聚力，加速了社交焦虑的改善进程。
 
 （三）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几个需要正视的局限。第一，样本规模有限。 64名参与者的样本量虽然满足了随机对照试验的基本统计要求，但对于分析干预效果的个体差异（如性别差异、专业差异）而言仍显不足。第二，缺乏主动对照组的对比。 本研究采用等待对照组设计，无法排除“团体活动的社交属性”这一非特异性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设置“普通团体活动对照组”来区分舞动疗愈的独特效应与一般团体活动的效应。第三，评估工具以自陈量表为主。 自陈量表容易受到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未来可以引入行为观察评估或生理指标（如心率变异性、皮肤电反应）来丰富评估维度。第四，干预效果的长期追踪时间较短。 2个月的追踪期只能说明效果的短期持续性，对于舞动疗愈能否产生更长期的改变，尚需更长时间的追踪研究。
 
此外，本研究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部分参与者在描述自己的情绪状态时，使用了“紫”色来表达“混乱而沉重的内心感受”，这一自发的颜色隐喻提示舞动疗愈过程中可能伴随丰富的意象体验。有研究指出，动作本身承载着隐喻性功能——“聚光”强调通过觉察动作本身将情感锚定于当下身体体验，“投射”则关注动作如何将内在情感压力外化为象征性表达。这些发现提示，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动作隐喻在舞动疗愈中的作用机制，以及意象体验与社交焦虑改善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文苑等文学类期刊中，也曾有研究者以叙事的方式记录舞动疗愈中的身体体验与情感转化过程，这类质性材料对于理解干预的深层机制具有独特的价值。
 
 
 五、结论
 
本研究通过随机对照试验证实，为期8周的舞动疗愈团体干预能够有效改善高职学生的社交焦虑状况，具体表现为主观社交焦虑体验的显著降低、社交回避行为的明显减少以及惧怕否定评价担忧的减轻。干预效果在2个月追踪期内保持稳定。舞动疗愈不要求参与者具备舞蹈基础或较强的言语表达能力，对高职学生群体具有良好的接受度和可推广性。建议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将舞动疗愈纳入团体辅导的常规选项，并进一步开展更大样本、更长追踪期的研究以完善证据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迪,马冉,王建平.高职新生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团体干预的随机对照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4,38(11):949-954.
 
[2] Li X, Yang Q, Zhou Z, et al. Effects of a 12-week dance intervention on left-behind children with co-occurring social anxiety and low self-concept[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5, 16:1491743.
 
[3] 李名言,曾家勇,范兆兰,等.融入舞动治疗元素的街舞对大学生社交焦虑的改善效果[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