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绕的身份：民国电影女明星的装饰艺术风格项链研究——以黄柳霜为例
 
摘要：黄柳霜（Anna May Wong）作为好莱坞首位华裔女星，其银幕内外的项链选择构成了一个值得细读的文化文本。本文以黄柳霜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佩戴的装饰艺术风格项链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形式特征、文化语义与身份表达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黄柳霜的项链选择呈现出“几何化东方”的典型特征：长串珍珠项链以“垂坠—缠绕”的方式打破装饰艺术的直线逻辑，而金线圈项链与梨形祖母绿吊坠的组合则将东方材质纳入西方几何框架。这种风格策略不能简单归结为“迎合西方凝视”或“坚守东方身份”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在种族限制条件下的“协商性表达”——通过配饰的精心选择，黄柳霜在“被观看的东方”与“自我呈现的主体”之间维持了一种可操作的平衡。文章还讨论了黄柳霜风格对当代设计的启示，以及“上海包装”与“鞋类工艺与设计”领域在装饰艺术配饰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黄柳霜；装饰艺术风格；项链；民国电影；身份表达
 
 
 一、引言
 
在民国电影女明星的时尚档案中，黄柳霜的配饰选择具有一种特殊的“不可归类性”。与同时代的好莱坞女星如葛丽泰·嘉宝或玛琳·黛德丽相比，黄柳霜的珠宝风格既没有完全遵循装饰艺术（Art Deco）的几何冷酷美学，也没有固守“东方主义”想象中的异域繁复。她的项链——长串珍珠、金线圈链、梨形祖母绿吊坠——在两种视觉传统之间形成了一条难以被简单命名的中间路径。
 
这种“中间性”本身就是研究的入口。黄柳霜活跃于好莱坞的时期（1920年代至1930年代），恰好是装饰艺术风格从巴黎博览会（1925年）向全球扩散的高峰期。装饰艺术的核心形式语言——几何化的线条、大胆的色彩对比、对“异域”材质的迷恋——与好莱坞电影工业对“东方情调”的需求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共谋关系。卡特亚等珠宝品牌在这一时期大量吸收中国漆器、玉石和传统纹样，将“中国元素”纳入装饰艺术的几何框架中。黄柳霜作为一个“生活在好莱坞的中国人”，其配饰选择必然处于这一文化交汇的场域之中。
 
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黄柳霜的装饰艺术风格项链具有哪些可识别的形式特征？这些特征如何承载了她的身份表达策略？这种策略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迎合”与“抵抗”的简单二分？
 
 
 二、黄柳霜的时尚形象与配饰策略
 
 （一）从“龙女”到风格偶像：形象转型中的配饰角色
 
黄柳霜的银幕生涯起步于默片时代对“东方女性”的刻板化塑造。她早期获得的角色——“蒙古女奴”“被白人抛弃的情妇”——在服装和配饰上呈现出一种“日本、埃及和中国元素融于一炉的光怪陆离样”。这种配饰风格可以被称为“泛东方主义拼贴”，其功能是制造视觉上的“异域奇观”，而非表达任何具体的文化身份。
 
转折发生在1920年代中后期。随着黄柳霜在欧洲旅行和拍摄的经历，她的时尚形象发生了显著变化。她开始有意识地选择旗袍作为日常着装，并发展出一套以“层层叠加的项链和手镯”为核心的配饰策略。这一策略的关键不在于“戴什么”，而在于“怎么戴”——长串珍珠项链不是单条悬挂，而是以缠绕、叠搭的方式形成密集的视觉层次；金线圈项链不是作为独立的装饰品，而是与耳环、手镯构成一组具有内在呼应的配饰系统。
 
 （二）代表性项链案例分析
 
长串珍珠项链的缠绕式佩戴。 珍珠是黄柳霜配饰中最常出现的材质。但她对珍珠的使用方式与同时代的好莱坞女星有显著差异。标准的“飞女郎风格”珍珠项链（flapper-style）是将长串珍珠松散地悬挂在胸前，珍珠的流线随身体动作自然摆动。黄柳霜的佩戴方式则更为“结构化”——她将长串珍珠在颈部绕多圈，形成紧凑的、有体积感的项链簇。这种佩戴方式在视觉上产生了一种“被包裹”的效果，珍珠的圆润表面与颈部的曲线形成了亲密的空间关系。从形式分析的角度看，缠绕式佩戴将珍珠从“垂坠的线条”转化为“环绕的体块”，这与装饰艺术对“体积感”和“几何构成”的追求是一致的。
 
电影《Dangerous to Know》中的金线圈项链与梨形祖母绿吊坠。 这是黄柳霜配饰中可以被具体追溯的案例之一。派拉蒙影业为黄柳霜在1938年的电影中提供了一条项链和配套手镯，描述为“多条金线圈，配梨形祖母绿吊坠”。这一配饰组合的视觉特征值得细读：金线圈的“多条”构成了重复的、近乎机械的几何节奏，而祖母绿的梨形切割则引入了有机的、不对称的形式。两者的并置——几何的重复与有机的单一、金属的冷感与宝石的温润——恰好对应了装饰艺术风格中“机械美学”与“异域材质”之间的张力。黄柳霜佩戴这条项链搭配黑色绉纱晚礼服，黑色的背景使金线圈和祖母绿的颜色对比更为突出，形成了一种克制的戏剧性。
 
《Pavement Butterfly》中的钻石冠冕。 虽然冠冕不是项链，但这一配饰案例对理解黄柳霜的风格策略具有参照价值。在1928年的《Pavement Butterfly》中，黄柳霜佩戴的钻石冠冕“在黑白默片的烟雾弥漫的光线中闪闪发光”。冠冕的选择在当时的语境中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姿态——它是一种典型的西方贵族配饰，与黄柳霜所饰演的“东方女性”角色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这种张力本身构成了黄柳霜配饰策略的一个核心特征：她不是通过配饰来“强调”自己的东方身份，而是通过配饰的“错位”来制造身份的可协商空间。
 
 
 三、装饰艺术风格项链的形式特征分析
 
 （一）几何化与东方材质的融合
 
装饰艺术风格在珠宝领域的核心特征是对几何形式的极致追求。直线、三角形、菱形、方形——这些基本几何单元的重复和组合构成了装饰艺术珠宝的视觉骨架。但装饰艺术并非纯粹的几何抽象，它对“异域材质”的迷恋——玉石、漆器、珊瑚、珐琅——为几何形式注入了物质性的温度。
 
黄柳霜的项链选择恰好处于这一交汇点上。金线圈项链的“线圈”本身就是一种几何化的形式——将金属线条弯折为规则的环形，以“多”和“重复”来构成视觉的节奏感。而梨形祖母绿吊坠的引入则在这一几何框架中打开了一个“出口”——宝石的有机形状和色彩深度打破了金线圈的机械感，使整组配饰在“现代”和“传统”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
 
这一融合的深层逻辑可以从卡特亚等品牌的装饰艺术实践中得到印证。卡特亚在1920年代大量使用中国漆器面板作为珠宝的装饰元素，将“黑色中国漆器”与“珊瑚、青金石、缟玛瑙”组合，并“进一步增强以凸圆面宝石”。这些设计的共同逻辑是：以西方的几何框架承载东方的材质，使“东方”成为一种被形式化的、可控的视觉元素。
 
 （二）“垂坠”与“缠绕”的形式张力
 
项链在身体上的“放置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形式语言。装饰艺术风格的项链通常强调“垂坠”——长链从颈部垂直落下，在胸前形成一个视觉上的“纵向轴线”。这种垂坠方式与装饰艺术对“垂直性”和“线性”的偏好是一致的。但黄柳霜对珍珠项链的“缠绕式”佩戴打破了这一逻辑：珍珠不是在胸前形成一条纵向的线，而是在颈部形成一个横向的、有体积感的“环”。
 
这一形式差异的意义不能仅仅在美学层面理解。垂坠式佩戴的视觉焦点在胸前，强调的是“被观看的展示性”；缠绕式佩戴的视觉焦点在颈部，强调的是“被包裹的亲密性”。黄柳霜的缠绕式佩戴将珍珠从“展示品”转化为“身体的一部分”，这一转化在身份表达的层面上具有微妙的功能——它使配饰成为“自我”的延伸，而非“被观看的对象”。
 
从“上海包装”领域对装饰艺术视觉语言的研究视角来看，这种“缠绕”逻辑与包装设计中“包裹”与“揭示”的关系具有可类比性。上海作为民国时期装饰艺术风格传播的重要节点，其视觉文化中同样存在着“几何秩序”与“东方质地”之间的张力。民国时期上海电影女明星的配饰风格——如胡蝶偏爱的钻戒、陆小曼钟爱的珍珠——也呈现出类似的“中西交融”特征，但黄柳霜的案例因其跨文化的生存处境而更为复杂。
 
 
 四、项链作为身份表达的媒介
 
 （一）装饰艺术风格与“现代东方女性”的建构
 
装饰艺术风格在1920年代被视为“现代性”的视觉标志。它的几何形式、机械美学和对速度的迷恋，与当时的现代主义思潮——未来主义、构成主义——共享着同一种时代精神。对于黄柳霜而言，选择装饰艺术风格的项链，意味着选择了一种“现代”的视觉身份。
 
但这一选择在种族化的好莱坞语境中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装饰艺术的“去种族化”倾向——它从各种文化中提取形式元素但拒绝承认其具体的文化归属——为黄柳霜提供了一种“超越种族标签”的视觉策略。当她佩戴金线圈项链和梨形祖母绿吊坠时，这些配饰的“东方感”和“现代感”是同时存在的，观众无法用单一的“东方”“西方”标签来定义她的形象。另一方面，装饰艺术对“异域材质”的迷恋又使黄柳霜的“东方性”成为一种可被消费的视觉资源。她的项链上的祖母绿——一种在西方语境中被视为“东方宝石”的材质——恰好满足了装饰艺术消费者对“异域奢华”的期待。
 
 （二）“协商性表达”的边界与局限
 
黄柳霜的配饰策略可以被概括为一种“协商性表达”：在种族限制给定的条件下，通过对配饰的选择、组合和佩戴方式，在“被观看的东方”与“自我呈现的主体”之间维持一种可操作的平衡。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可以从她的时尚影响力中得到印证——她“引入了上海风格的旗袍”给西方观众，并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最受欢迎时期的时尚拍摄中“经常选择穿着旗袍被拍摄”。
 
但“协商性表达”也有其边界和局限。黄柳霜在好莱坞的职业生涯始终受到种族歧视的限制——她无法获得严肃的中国题材电影的主角（如《大地》中的阿兰），无法在银幕上与白人男性演员发生浪漫关系。她的配饰策略可以在“形象层面”上创造一种协商的空间，但无法改变“结构层面”的不平等。这一事实提醒我们：配饰作为身份表达的工具，其力量是有限的——它可以改变“如何被观看”，但难以改变“谁在观看”和“以何种权力关系在观看”。
 
从“鞋类工艺与设计”领域对配饰与服饰整体关系的研究视角来看，黄柳霜的项链选择体现了一种“局部优先”的设计意识——不是先决定服装的整体风格再选择配饰，而是以配饰为核心来组织整体的视觉呈现。这一策略对当代设计具有启示意义：在跨文化语境中，配饰因其“可移动性”和“可组合性”，往往比服装本身更适合承担“身份协商”的功能。鞋靴金属配饰设计的研究也表明，配饰的“使用部位、功能和结构造型”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设计语言，其意义生成不依赖于服装的整体框架。
 
 
 五、结语
 
黄柳霜的装饰艺术风格项链，其价值不在于“好看”——虽然它们确实好看——而在于它们记录了一个生活在种族化好莱坞的华裔女性如何在配饰的方寸之间，进行一种持续的身份协商。长串珍珠的缠绕式佩戴、金线圈与梨形祖母绿的并置、钻石冠冕的“错位”选择，这些看似风格化的选择背后，是一种在限制中寻找可能性的生存智慧。
 
从当代设计的角度来看，黄柳霜的配饰策略提供了一个关于“跨文化设计”的方法论启示：有效的跨文化表达不是“融合”——融合暗示了一种均衡的、对等的结合——而是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寻找可操作的“中间地带”。黄柳霜的项链恰好占据了这个中间地带：它们既不是纯粹的装饰艺术，也不是纯粹的东方主义；既不是完全的“西方化”，也不是完全的“传统化”。它们是黄柳霜自己的“缠绕”——在两种传统之间，创造了一种无法被简单归类的第三空间。
 
参考文献：
 
[1] 演过妓女、红过巩俐的首位美籍华人好莱坞影星，她的珠宝人生该有多精彩？[EB/OL]. 搜狐, 2018-11-28.
 
[2] Dress Parade. Anna May Wong[EB/OL]. dressparade.org.
 
[3] DigitalSF. Anna May Wong in “Dangerous to Know”[EB/OL]. digitalsf.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