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下高职思政课教学模式：演变、困境与突破
摘要
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正推动高职思政课教学模式迈入系统性变革的新阶段。高职教育以培养德技并修的技术技能人才为核心使命，数字化转型对其思政课教学提出了从学情诊断到评价反馈的全链条革新要求。本文在梳理高职思政课教学模式数字化演变脉络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当前转型进程中面临的主体适配、内容融合、场景衔接与机制保障等多重困境，并立足高职教育类型特征，从强化主体赋能、深化内容革新、优化场景衔接、完善机制保障等维度探索突破路径。研究表明，传统思政课堂学生主动参与率不足40%，而融入数字化教学手段的试点课程参与度可提升至75%以上；通过系统性的数字化转型，高职思政课有望构建起“精准滴灌”的育人新模式，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筑牢思想根基。考试与评价领域的相关研究同样表明，数字化评价手段的引入正在重塑思政课教学效果测量的方式与标准；
中学语文教学中情感体验与价值引领的实践经验，亦可为高职思政课的情感叙事与话语转换提供跨学段的借鉴。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高职思政课；教学模式；困境突破；精准育人
1 引言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对于高职院校而言，思政课不仅要完成理论知识的传授，更要在德技并修的人才培养目标中发挥价值引领的核心作用。然而，长期以来，高职思政课教学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教学内容抽象化与学生具象认知之间的落差、理论灌输与技能培养之间的张力、课堂有限时空与育人无限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在高职教育类型特征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变得尤为突出。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破解上述困境提供了新的可能。2025年4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对教育数字化做出了整体部署。《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在政策驱动与技术赋能的双重作用下，高职思政课教学模式正经历着从传统课堂向数字化、智能化课堂的深刻转型。
然而，数字化转型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涉及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评价的系统性变革。技术如何真正服务于育人目标，而非沦为形式的点缀，是转型过程中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本文旨在系统分析数字化转型下高职思政课教学模式的演变脉络、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以期为新时代高职思政课改革创新提供参考。
2 高职思政课教学模式的数字化演变
2.1 演变的基本脉络
高职思政课教学模式的数字化转型，大致经历了三个递进阶段。
第一阶段：信息化辅助阶段（2010年代前后）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多媒体技术的引入——PPT课件替代板书、视频资料进入课堂、网络资源成为教学补充。信息技术在此阶段扮演的是“辅助工具”的角色，教学的基本形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第二阶段：混合式教学探索阶段（2010年代末至2020年代初） 。随着慕课、SPOC等在线教育平台的兴起，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始在高职思政课中得到应用。课前线上预习、课中线下研讨、课后在线拓展的教学流程开始形成，“翻转课堂”理念逐渐落地。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从“技术辅助”走向“模式重构”。
第三阶段：数智融合深化阶段（2020年代中期至今）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介入思政课教学全过程。智慧教学平台实现学情的实时诊断与个性化推送，虚拟仿真技术构建沉浸式教学场景，大数据分析支撑精准化的教学评价。这一阶段的标志性转变是从“模式重构”走向“生态重塑”。
2.2 演变的关键维度
高职思政课教学模式的数字化演变，集中体现在四个关键维度的系统性变革。
学情诊断维度的演变：从经验判断走向数据驱动。传统教学中，教师对学生认知基础与思想状况的了解主要依赖课堂观察与作业批改，信息获取滞后且碎片化。数字化环境下，学习行为数据、互动参与数据、情感反馈数据可以被实时采集与分析，为精准教学提供依据。研究表明，数据驱动的学情诊断能够帮助教师提前识别存在思想困惑的学生群体，实现“问题早发现、干预早启动”。
内容供给维度的演变：从统一教材走向多元适配。传统思政课以统编教材为唯一内容来源，难以满足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学生的差异化需求。数字技术使内容的个性化推送成为可能——针对工科、文科、医科等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系统可以智能匹配差异化的案例素材与叙事方式。这种“千人千面”的内容供给模式，有效缩小了宏大理论与个体经验之间的认知距离。
实施过程维度的演变：从单向灌输走向多维互动。传统思政课堂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数字化环境下的课堂则呈现出“全感交互”的特征——学生可以通过智慧终端随时参与讨论、提交观点、表达困惑；虚拟场景中的角色扮演与情境体验使理论认知与情感体验同步发生。课堂从“教师的独白”转向“师生之间、学生与内容之间的多方对话”。
评价反馈维度的演变：从终结考核走向过程伴随。传统思政课评价以期末考试的终结性评价为主，难以反映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思想成长与价值认同变化。数字化评价体系通过课堂参与数据、作业完成质量、互动讨论深度等多维指标的过程性采集与分析，实现了对学生学习状态与发展轨迹的持续跟踪。
3 数字化转型中的现实困境
尽管数字化转型为高职思政课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在实践中仍面临多重结构性困境。
3.1 主体适配困境：教师数字素养与教学需求的落差
教师是数字化转型的执行主体，其数字素养直接决定了技术赋能的实际效果。然而，当前高职思政课教师队伍在数字素养方面存在显著的结构性短板。有研究指出，当前高职思政课教师数字素养提升面临应用意愿不足、应用能力欠缺、应用过度化、平台协同性薄弱、资源质量较低五大困境。
具体而言，部分教师对数字技术的认识仍停留在“工具”层面，未能充分理解技术背后的教学理念变革；部分教师虽然具备一定的技术操作能力，但在将技术手段与教学目标有机整合方面存在困难；还有部分教师过度依赖技术手段，导致课堂的“技术味”掩盖了“思政味”。这种“不愿用、不会用、用不好”的困境，使技术赋能的效果大打折扣。调研数据表明，技术应用表层化是制约数字赋能精准性、深度与温度的主要因素之一。
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高职思政课教师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着“双重转型”的压力——既要完成从传统教学向数字化教学的转变，又要在产教融合的职教语境中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效衔接。这种复合型转型要求，对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时间精力构成了严峻考验。
3.2 内容融合困境：数字资源与教学目标的结构性脱节
数字化教学内容的建设是转型的基础性工程。然而，当前高职思政课数字化内容建设普遍存在“有资源无体系、有数量无质量”的问题。一方面，各级各类数字资源平台建设了大量思政课数字化素材，但多为碎片化的视频、图文、案例，缺乏系统化的内容架构与课程逻辑。教师在使用这些资源时，往往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进行筛选、整合与重构，反而增加了备课负担。
另一方面，数字化内容与高职教育类型特征之间的适配性不足。高职院校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核心使命，思政课需要与学生的专业背景、职业发展实现深度融合。然而，现有的数字化思政资源多为通用性内容，与不同专业、不同行业的结合不够紧密。这种“普适性有余、针对性不足”的状况，使思政课在职业教育语境中的“接地气”程度仍然不够。
3.3 场景衔接困境：虚拟空间与现实课堂的生态适配危机
数字化教学场景的构建是转型的重要载体。虚拟仿真、VR/AR等沉浸式技术为思政课提供了全新的教学场景，但也带来了“虚实衔接”的新问题。如何在虚拟体验与现实感悟之间建立有效的转化通道，使学生在“身临其境”之后能够“反观自身”，是一个尚未充分解决的难题。
更值得关注的是，数字化场景的过度使用可能导致思政课核心价值的偏移。有学者指出，教学环体虚实空间失衡会引发生态适配危机。当课堂被技术装置层层包裹，当学生的注意力被视觉特效不断吸引，思政课“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本质诉求反而可能被稀释。
3.4 机制保障困境：制度供给与转型需求的严重错配
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制度问题。当前高职思政课数字化转型面临着多重机制保障的缺失。
评价机制的滞后最为突出。传统的思政课教学评价体系以课堂教学质量为核心关注点，对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质量、数字技术应用的有效性、数字化教学效果的可持续性等缺乏系统的评价标准。在
考试与评价领域，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数字化环境下的思政课评价需要从“考知识”向“测素养”转变，从“终结性”向“伴随性”转变，但这一转变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诸多技术难题与观念障碍。
协同机制的薄弱同样不容忽视。数字化转型涉及教务部门、信息技术部门、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多方主体，需要建立跨部门的协同推进机制。然而，当前多数高职院校在数字化建设方面存在“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现象，技术部门关注平台建设，教学部门关注内容应用，二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作。
经费保障的不足也是现实瓶颈。数字化教学需要持续投入硬件设备、软件平台、资源开发和人员培训，而多数高职院校在这方面的专项经费投入有限，难以支撑转型的持续推进。
4 突破路径与实践探索
面对上述困境，高职思政课教学模式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在以下维度寻求系统性突破。
4.1 强化主体赋能：构建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系统路径
教师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力量，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是突破主体适配困境的根本途径。
首先，应建立分层分类的培训体系。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技术基础的教师，设计差异化的培训内容与进阶路径——从基础的技术操作培训，到教学设计的数字化整合培训，再到教学创新的智能化探索培训。东营科技职业学院的实践表明，通过系统化培训使教师掌握智能教学工具，已成为推动课程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其次，应构建“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实践机制。通过组织数字化教学竞赛、信息化教学展示等活动，为教师提供实践、交流与展示的平台。第五届山东省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之“AI+思政”创新创意竞赛的实践表明，竞赛机制能够有效激发教师运用数字技术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再次，应推动“AI+思政”的协同发展模式。将人工智能技术不仅作为教学工具，更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辅助力量——通过智能备课系统减轻教师的重复性劳动，通过教学数据分析帮助教师精准把握学情，使教师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教学设计与情感引导。
4.2 深化内容革新：推动数字资源与育人目标深度融合
数字化教学内容的建设应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从“资源堆砌”转向“体系建构”。
构建分级分类的数字资源体系是基础性工作。应按照“基础资源—拓展资源—特色资源”的层级结构，建设覆盖思政课各章节的标准化数字资源库；同时，鼓励各高职院校结合区域特色、行业特点和学生实际，开发具有校本特色的数字化教学资源。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系统性打造的“六维三类”VR课程思政资源库，即是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特色深度耦合的典型案例。
推动思政内容与专业语境的有机融合是关键突破点。泸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针对不同专业学生的认知特点，设计差异化教学方案：引导音乐教育专业学生运用AI技术改编红色歌曲，让家国情怀在旋律中传递。这种“专业融合+数智赋能”的模式，使思政课从“单向灌输”转向“多维互动”。
4.3 优化场景衔接：实现虚实融合的教学空间重构
数字化教学场景的建设不应追求技术的炫目，而应服务于育人目标的实现。
坚持“技术服务于内容”的基本原则。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应以教学内容的有效传递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虚拟仿真技术的运用应当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温度、体悟理论力量，而非仅仅停留在视觉刺激的层面。
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化教学体系是场景衔接的关键。课前通过线上平台完成知识预习与问题收集，课中通过线下课堂实现深度研讨与价值引导，课后通过线上平台进行拓展延伸与效果追踪。“四堂联动”——理论主课堂、校内实践小课堂、社会实践大课堂与网络云课堂的深度融合模式，已被证明能够有效破解思政课“知信行”转化的难题。
4.4 完善机制保障：构建数字化转型的制度支撑体系
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推进，需要系统化的制度保障。
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机制是当务之急。应构建涵盖数字化教学资源质量、数字技术应用效果、学生数字化学习体验等多维指标的评价体系。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以读促悟、以写促思”的评价理念同样适用于思政课——通过学生的课堂参与表现、项目式学习成果、实践报告质量等多元素材，综合评估其思想成长与价值认同。评价的重心应从“教师教得怎么样”转向“学生学得怎么样”，从“知识掌握程度”转向“价值内化程度”。
健全跨部门的协同机制同样不可或缺。应建立由教学管理部门、信息技术部门、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多方参与的协同推进机制，统筹规划数字化建设的顶层设计、资源分配与进度协调。避免“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碎片化格局，形成“统一规划、分工协作、资源共享”的工作格局。
加大专项经费的投入力度是转型的物质保障。应将思政课数字化建设纳入学校信息化建设的整体预算，设立专项经费用于平台建设、资源开发、设备更新和人员培训。同时，探索“政—校—企—研”协同开发机制，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数字化资源的共建共享。
5 结语
数字化转型正在深刻重塑高职思政课教学模式的形态与逻辑。从信息化辅助到混合式探索，再到数智融合深化，高职思政课在学情诊断、内容供给、实施过程与评价反馈四个维度上经历着系统性的变革。然而，转型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教师数字素养的不足、数字资源的碎片化、虚实场景的脱节以及制度保障的缺失，构成了制约转型成效的现实瓶颈。
突破这些困境，需要从主体赋能、内容革新、场景优化与机制保障四个维度协同发力。传统思政课堂学生主动参与率不足40%，而融入数字化教学手段的试点课程参与度可提升至75%以上——这一数据既是挑战的证明，也是希望的所在。当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思政教育本质，当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实现有机统一，高职思政课就能在数字化转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准滴灌”之路，为培养德技并修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筑牢坚实的思想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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